前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安德森本世紀初曾做過統計，發現自1970年以來，全球190個國家前後出現了1160位領導者，有30人是世襲君主，85人死於任內，115人遭政變下台，近300位（當時）仍在位，至少已有700多名國家元首經歷了卸任「失業」，這個數字因伴隨民主化國家增加，以及人類預期壽命上升，未來也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卸任總統何去何從一度成為美國民主政治的「問題」，主要因為民主制度屢屢在卸任元首身上產生以下矛盾。一來，許多總統是退休後，才發現自己原來缺乏其他謀生技能，例如艾森豪離開白宮和妻子搬回賓州老家農場，他居然連電話都不會撥（當時電話必須用手指撥動數字圓盤）；卡特尋求連任落敗，想重操花生農舊業，結果反搞得債務纏身。近年各國元首多有年輕化趨勢，他們更有適值壯年離任，該如何開啟職業第二春的焦慮，儘管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搬出唐寧街10號，曾被摩根大通聘為年薪超過100萬美金的高級顧問，美國前總統柯立芝則曾短暫在紐約大都會人壽任職董事，但類似國家元首由政轉商的例子並不多，真正轉型成功的又更少。

二者，就像前美國總統傑佛遜的幕僚為這種現象打抱不平說：我曾眼見一個前一分鐘才站在權力頂峰，帶領國家從剃刀邊緣絕處逢生，甚而掌握全球脈動的人，下一分鐘就被毫不客氣扔到歷史垃圾堆，過去治國累積的知識、經驗再無用武之地，使得「美國前總統」無疑成了一種最被浪費的國家資源。

於是，生活技能不足部分，有了「卸任總統禮遇」這類解決之道，為數不少總統卸任後被邀請到大學教書，當然也有著眼「珍惜國家資源」的用意。近代更多的是前總統自己不甘寂寞，紛紛開拓不同的第二春模式，包括愛爾蘭前總理瑪麗‧羅賓遜選擇轉任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高級專員，挪威前總理布蘭特倫幾經爭取，當上了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現任北約秘書長則是挪威前總理史托藤伯格，此外卡特、柯林頓也都發展出獨樹一格的「個人外交」事業，歐巴馬則非常熱衷於出書立著營造個人歷史聲譽。「前總統」當然仍可以是社會的有價資產，但退休總統在失去廣大幕僚群後，個人言行舉止經常就得靠真本事，所謂「潮水退了，就會發現誰沒穿褲子」，也適用於此。

終歸，眼前會有那麼多不得閒的「前總統、前總理、前首相」，無不出於民主制度的「任期制」。華盛頓堪稱現代政治第一個「故意」從國家最高職務退休的政治人物，他當初的決定，也等於形塑了美式民主的精髓，即以非常違反人性權力慾的規則，去取代久居人類歷史主流的君主世襲。

觀諸美式民主，選舉本意到頭來已不只是為了展現民意，還確立政治人物必須有「接受失敗」（落選）的品德。另外，對勝選者來說，哪怕那完全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也必須在任期結束時就離開。就是因為這兩者（接受落選、接受任期限制）和權力者的利益有著直接衝突，「民主」才會成為一種現代國家治理的信念，近代諸多國家民主化，與其說是被美國人洗腦，或者更多的是人類社會對不同利益者動輒訴諸武力的權力分配感到厭倦。

「民主」內涵很大一部分是在如何「接受政治上的失敗」，落選如此，卸任亦復如是。被稱為「墨西哥第一個真正在激烈競爭中選上總統」的福克斯曾在回憶錄中有感而發：「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的總統所必須做到最重要的事就是『離開』…（對政治人物）真正的考驗，不是贏得選舉，而是他能和平地將火炬傳遞給下一位經自由選舉脫穎而出的領導人。」

再回頭看看華盛頓，他當初的「故意退休」，終究不只確立日後美國總統的任期條款，更重要的是由此指引出美國必然走向「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對美國民主發展影響甚鉅。從安德森的研究到福克斯的一席話，再看華盛頓的「故意退休」，我們就不難理解馬英九今年在他「六四感言」讚美習近平式的民主、法治，為什麼會讓人這麼詫異。姑且不論專制統治內容，不斷自我延長任期的習近平不就是「人治政府」的典型極致？馬英九卻選在六四這一天貶抑曾讓他高票當選總統的台式民主，再特意讚美領導人把自己任期一延再延的「中式民主」，若有基本民主素養，怎會不覺得這位前總統價值觀非常偏差？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