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把在紐約出版的一本書取名《最後的極權》，當時考慮這個書名，是感覺習近平政權的可持續性以及它在全球的可複製性是很低的，現在兩年過去，從中國國內狀況和世界的發展演變，特別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所引發的全球地緣政治的震盪和民主的復興來看，這一點越來越明顯。

極權政治以意識形態或者革命的名義系統地殺人

人類的專制歷史雖然很長，但是極權並非自古就有。古代東西方的帝王專制，如秦始皇的暴政、明朱元璋的特務統治、羅馬尼祿的殘暴，儘管他們對百姓的壓榨程度要超過一些極權國家，可它們都不是極權政權。極權制度是近代的產物，興盛在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時期。它和專制制度的最大不同在於，有一套系統的意識形態學說和體系，對人們構成了思想的鉗制和統治，讓人乖乖地追隨領袖，聽從他的指令和擺佈，喪失反抗意志。專制政權的統治者，會因為臣民冒犯其威權或者政見不合而大開殺戒，極權政權的統治者則以意識形態或者革命的名義成系統地殺人。這在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史達林的蘇聯、毛澤東的中國以及波爾布特的柬埔寨，也許還有佛朗哥的西班牙都非常普遍，在這些國家，恐怖是其極權統治的底色。當然，時代畢竟在進步，現在的極權體制不再在「革命」的旗號下隨意殺人，但用意識形態隨意處置和懲罰不服從的民眾，還是沒變，讓人恐怖依然還是其統治的基本手段。

習近平的極權統治是一個迴光返照的「反祖」現象。按理，在經歷毛的文革的恐怖統治以及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不應再出現毛式極權統治。但是它出現了，我們就需要尋找原因，除了官方為保毛的這座神像從未對文革的餘毒進行徹底肅清，以及改革開放產生的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大造成大眾的普遍不滿等因素外，同胡錦濤統治中國10年出現的一些特定狀況有直接關係，後者為習的極權統治培植了社會基礎，直接促成了他採取極權的方式統治中國，以確保中共執政萬年。胡時代的這些特定問題包括最高權力層的「九龍治水」，總書記的權威被大大地弱化；公權力的普遍而嚴重的腐敗，已威脅中共的執政安全；社會狼煙四起，面對造反的群眾，活躍的民間社會、要求自由和開放的思想輿論界，以及政治反對派的挑戰，黨毫無戰力，節節敗退，被動防守；黨內派系鬥爭加劇，黨的理論家和總理鼓吹民主，黨有分裂的危險等。

習可不想像江胡一樣混日子，混十年把政權交給下一任就完事，他是紅二代，有江山意識，確保紅色江山不變色是他的責任，也是整個紅二代對他的期許。所以他不願擊鼓傳花，更不願做亡黨之君。要改變胡時代的這種狀況，在習看來，就必須改造中共，讓中共重新煥發戰鬥力，變被動防守為主動進攻。極權統治也就呼之欲出。只是習還耍了些手腕，剛上臺初期讓人看不出他的真面目，使左右兩派都認為他是他們需要的領導人，對他抱有期待，從而支持他，至少不反對他。否則我們無法解釋毫無功績、表面看似沒有野心的習是如何用不長的時間就迅速崛起，成為繼毛後中共最有權勢的領導人。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習的極權統治與全球同期威權統治的某種集體回歸有著內在的關聯，是後者的一個組成部分和嚴重變形。威權回歸的一個最明顯表現，就是強人政治的出現。從東到西，都有國家選出政治強人做領導人，包括美國，川普也想在美國實施威權治理，只是美國的體制太強大，讓川普沒做到，但他對美國民主的破壞有目共睹。

強人政治的出現和威權統治的集體回歸需要從第三波民主化這個背景去觀照。1974年開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已經40多年了，此前全球民主國家有約30個，如今達100餘個。但是第三波民主化在近20年遇到了挫折。根據中國自由派政治學者劉瑜的研究，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有超過一半的國家實現了民主體制的相對穩固，社會大規模暴力衝突並沒有加劇，並且中長期經濟表現良好，可是，也有一半左右的國家/地區在民主化過程中遭遇重大挫折並且民主的品質堪憂，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國家轉型後短期經濟表現不佳，近1/5的國家遭遇了國內大規模暴力衝突的加劇。具體而言，在92個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地區中，截至2013年，有48個可以歸為民主穩固國家/地區，7個是民主倒退國，14個為民主崩潰國家，12個是民主搖擺國，11個為「有待觀察國家」。整體上的民主倒退近幾年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習近平徹底顛覆相對開明的中共統治新傳統

在這些民主倒退、民主崩潰、民主搖擺乃至被列為有待觀察的國家中，政治強人趁勢湧現，威權統治回潮，普京是最突出的一個，此外還有印度的莫迪、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匈牙利的歐爾多班、柬埔寨的洪森、巴西的博索納羅，某種程度的川普。少數國家還發生了軍人政變，是軍人統治，或者政府事實上是軍政府，如泰國、緬甸和埃及。

軍政府不談，上述國家除巴西外，它們的政治強人在國內還是比較受民眾歡迎的，川普在2024年也有可能捲土重來。習近平的崛起和他的極權統治是第三波民主化遭遇挫折的產物。雖然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關聯。當然，相對他們，習走得更遠，這些國家的威權領導人至少還保留著民主選舉的形式，民眾的選票還起著作用，即使對普京或者軍政府也是一樣。而習則把自鄧開創的相對開明的中共統治新傳統，徹底顛覆，回到毛時代的一人說了算的統治方式。就統治的完美形式，對民眾的壓迫程度特別是對自由言論的壓制程度而言，習政權才是現在世界上唯一的貨真價實的極權政權，除了朝鮮外，而且還具有過去極權統治不曾具備的數位科技極權功能，對自由世界構成了巨大的挑戰。

然而，形勢比人強，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悍然入侵驚醒了西方世界，讓它們重新記憶起了歷史上極權政權給人類帶來的斑斑血淚。在西方的團結和對民主自由的捍衛面前，非西方的威權政權和它們的政治強人，也不得不有所忌憚和收斂，不敢從威權滑向極權。習上臺近10年，其極權統治也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來了，有一個發展過程，中間他的權威也有起伏。大體來說，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成為黨的核心後，他搭建好了極權統治的框架，2017年中共十九大修憲廢國家主席任期制，他的極權統治已經完備，2021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習主導的歷史問題的決議，其極權統治的權威達到頂點。在這個過程中，他也遇到了兩次大的權力危機，一次是2020年武漢爆發疫情初期，其封城決策讓習差不多成為孤家寡人；第二次則是當下，同樣因為上海抗疫的封城以及經濟的休克，讓他的政治權威遇到了來自黨內、社會以及海外三方面的挑戰。

習近平置中國與中共於巨大的危險中

全球而言，民主進入了一個更新期；對中國來說，可能也迎來六四之後最好的倒共時期。所以，我將習政權謂之「最後的極權」，有兩層含義，一是對世界而言，自蘇聯垮臺，歷史終結於冷戰，再也沒有出現一個威脅自由民主政體的極權國家，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因為其國力的問題，雖然短期對自由民主體制會產生衝擊，但長期不足慮。唯有習治下的中國，以其體量和他的勃勃雄心，會是人類歷史上繼希魔德國和斯魔蘇聯後最後一個對人類有巨大破壞力的極權政權；二是對中國和中共自身而言，毛氏極權隨著毛澤東之死而坍塌，鄧小平本來帶中共和中國走向一條介乎極權和威權之路，或可稱為軟極權或硬威權，按照正常的發展，中國應該經由威權再轉入民主大道的，現在習為保紅色江山萬代傳，硬生生扭轉歷史發展的路徑，置中國也置中共巨大的危險中，但它違背基本人性，和改革40多年後形成的社會民情——當下的狀況正是這樣——完全作對，故習政權不過是歷史走了一段彎路而已，習之後，無論是否還是中共統治，都不再可能有這麼大權力的領導人出現，歷史會承接之前的步伐繼續前進。在這個意義上，習政權是中國最後一個極權政權，也是人類史上極權統治的黃昏。

儘管如此，這不意味著習在黨內外的不滿之下，會在20大自動放棄權力，極權領導人一般都戀權，面對內外壓力會負隅頑抗，未來幾月中共黨內會有一番爭鬥，不過習連任的概率還是相當大的。所以，中國愛好自由的人士要有極權統治進入黑暗森林的心理準備。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