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同「蠅王」橫行的蠻荒之地

唐山這個中國的三線城市受到全國乃至全球的高度關注，上一次是數十萬人死難的唐山大地震，這一次是燒烤店打人事件：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淩晨，唐山市一燒烤店發生一起多名男子暴力毆打兩名女子案件，該視頻在網絡上瘋傳，激起了極大民憤。中國員警不動則已，一動則如脫兔，很快，打人的九名男子全數落網——打人兇徒中的「唐山五虎」都是唐山大地震之後出生的，都是唐山大地震倖存者的後人。而且，帶頭大哥居然是一名有案在身的逃犯，在「天網」籠罩之下的中國，他為何能逍遙法外？該案發生後，更有多若干當地民眾發佈視頻，實名舉報長期欺淩、勒索他們的黑幫分子，唐山頓時成為一個人人談虎色變的城市。

民眾和媒體對此事件的反響各不相同。有人批評受害的女性不該在三更半夜到外面吃宵夜，將自己「暴露」在壞人或危險面前，是自取其辱。信奉「進步價值」的端傳媒聚焦於男人打女人，認為是「父權制社會對一個普通男人也提供了足夠信心支援，讓他可以參與到『女性屠殺』中」。戲子成龍不忘來湊熱鬧，義憤填膺地譴責不敢見義勇為的旁觀者，發出跟習近平一樣的「竟無一人是男兒」的哀歎，仿佛他自己真的是電影中以一敵十的武林高手，若在現場一定會挺身而出，其實他的鹹豬手並不比那幾個兇徒乾淨多少，被他始亂終棄的苦命女子淪為精神錯亂的站街女，他一點也不勇敢和崇高。

以上這些評論言不及義，就連官媒都承認，此一事件顯示「社會治理失敗」。而「社會治理失敗」只是表面現象。日本歷史學者高島俊男在《盜賊史觀下的中國》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只有中國這個地方，完全落後於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歷史進程，整個社會還是和五百年前、一千年以前沒甚麼不同，只要出現一個荒唐無道的暴徒，就能隨意把整個社會搞得天翻地覆，所以才會被毛澤東糟蹋得那麼厲害。」這些暴虐的打人者，誰的軀殼裡沒有蟄伏著一個「小毛澤東」？中國當代史的兩個轉折點，一是文革，一是六四。香港作家倪匡在一次訪談中指出，文革的後遺症就是突破了人類的道德底線，一個年輕人可以無緣無故地打死老師和校長，卻能若無其事、逍遙法外，還能得到最高領袖的接見，耀武揚威，哪還有法治可言？作家蘇曉康則指出，中國政府三十年前在首都沿長安街一路屠殺老百姓，等於鄧小平「強奸」全中國人一次，這個惡例一開，中國從此就可以當街殺人，而且「滿街都是劊子手」，道理很簡單：公理、法制皆蕩然不存，一個殺人的最高當局，昭示天下即殺人合法。

經歷文革和六四後的中國，跟英國作家戈爾丁在《蠅王》中描寫的那個遵循叢林生活準則的孤島毫無二致：《蠅王》寫一群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倖存的青少年來到一座孤島，一步步從文明走向野蠻的故事。戈爾丁說，「本書的主旨，是試圖通過社會的缺陷，追溯回人性本身的缺陷。寓意就是，社會的形態，實際上取決於個人的道德，而不是政治體制」。書中的核心符號是「蠅王」，它最直接的意象代表是孩子們用來「祭祀野獸」的野豬頭，它在高溫潮濕的環境下，被無數蒼蠅叮咬，發散出陣陣惡臭，極端惡心和恐怖。它一邊連接著孩子們無法戰勝的自然神秘主義，一邊連接著孩子們因恐怖而被激發的驚人獸性。它強烈暗示著一個極度邪惡的惡魔，這個惡魔代表了墮落、毀滅、腐化、歇斯底里和恐慌。「蠅王」這個源於希伯來語的名詞，在《聖經》中被稱為「萬惡之首」。在中國，毛澤東是蠅王，鄧小平是蠅王，習近平也是蠅王，他們的身邊，圍繞著無數的蒼蠅。

「蠅國」的特徵是個體原子化、社會野蠻化和權力黑幫化

唐山打人事件並非偶然和孤立的個案。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不單單是因為事件本身的惡劣，更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深陷於恐懼不安中，此一事件激發了他們更大的恐懼和不安，這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稱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的說法，不啻是一大嘲諷。蠅王肆虐的中國已然淪為「蠅國」，「蠅國」有如下三大特徵：

其一，個體原子化。在西方，希臘文明中產生了古典公民共和主義的政治共同體理論，強調政治生活中共善、公民自治、以及德行的重要性，產生了優質的「生命共同體」觀念。近代以來，新的共同體則由國家、市民社會及民族三個觀念來建構。市民社會比國家和民族更重要，它建構出市場與公共領域這兩大近代自由主義的支柱。然而，在包括共產中國在內的極權國家，黨消滅了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讓個體原子化、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這樣就能如臂使指地對所有人實行有效的獨裁統治，且防止出現民眾彼此聯結而形成反抗力量的可能性。

其二，社會野蠻化，暴戾之氣氾濫成災。十多年前，楊佳事件發生時，我與劉曉波撰文反對艾未未等將楊佳「大俠化」的思維方式，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走向準法西斯社會的趨勢。我們的這種意見遭到當時的主流民意鋪天蓋地的攻擊，但十多年之後，中國社會確實在在這一道路上奪命狂奔。

日前，流亡美國的基督徒、公民維權活動人士施明磊在臉書上感歎說：「有時候，中國人語言的粗鄙到了讓我懷疑漢語是否出了問題的程度。」她舉例說，一位在美國最好的高校博士畢業，在美國最好的互聯網公司工作多年的華人菁英，張口閉嘴「牛逼」、「操」、「年輕人年輕的時候應該多吃屎」。中國的商業公司廣泛流傳馬雲的名言「九九六是福報」，阿裡「十八羅漢」彭蕾在湖畔大學給創業者們授課講 「選拔員工的標準之一是皮實，也就是耐操」，很多高科技公司甚至到了講話不帶臟字都不會說話的地步。中國公司和朋友圈的性騷擾用語，好像成了拉近關系的方式。

施明磊認為：「中國的商業精英們，選用越來越粗鄙的話語，夾雜著對其他種族的歧視，民族主義的仇視，對個體尊嚴的完全的踐踏，以及騷擾性的語言，都映射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中普世價值的缺失，全球化中開放、包容的缺失，男權社會的根深蒂固，以及公民權利和個體人權及尊嚴的缺失。取而代之的，是回到你死我活的叢林社會，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金錢至上，掌握了權力和話語權就掌握了一切—包括其他個體的尊嚴和命運。」

其實，粗鄙的語言並不僅僅出現在共產黨官員和商業菁英的圈子內，即便是海外反共圈也如此。一位流亡美國、反共頗為賣力的名校退休教授和「京城名嘴」，在私下聊天和油管的公開節目中，也是開口閉口就是粗話——仿佛粗話成了豪爽的賣點。反共者與共產黨驚人地「精神同構」，這是共產黨最大的成就，也是中國民主化道路上難以逾越的天塹。

其三，中國的二、三線城市及縣城，呈現出警匪一家、警匪共治的奇觀，權力徹底黑幫化。

美國學者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討論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鄉村的黑幫化趨勢。傳統中國鄉紳階層瓦解，使得新政權任用新式土豪作為「包稅人」，造成鄉村凋敝、秩序崩潰，也成為共產黨發動農村革命的契機。學者黃海在如同續集的《灰地——紅鎮「混混」研究》一書中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混混」也即毛澤東所說的「流氓無產者」被邀上臺、成為主角乃至「尾大不掉」，暴力遊戲規則逐漸形成。面對更不要命和更不講規則的「混混」，村民失去了集體抗爭的勇氣，成為最終的受害者。

杜贊奇和黃海考察集中在農村和鄉鎮，而唐山打人事件顯示，同樣的「黑幫內捲化」已高歌猛進到縣城及若干二、三線城市。有趣的是，唐山打人事件發生後，網上流傳網友製作的一張人物畫像，標註為「遠離這類穿搭人群」——勞改的髮型、圓頭圓腦圓身體、金鏈子、BOY牌的T恤（又緊又露肚子）、紋身、愛馬仕皮帶、手包、手串兒、短褲或緊身牛仔褲、不穿襪子的豆豆鞋。雖說不能完全「以貌取人」，但從這一描述可知，黑幫分子或黑幫分子嫌疑人已然形成某種特定的外在形象，可以跟穿著中山裝或西裝的官員相媲美，他們都是圍繞在「蠅王」身邊的蒼蠅。

在「蠅國」，從鐵鏈女事件到唐山打人事件都是如此：群情激奮之後，又將春水無痕，而正義的實現，遙遙無期。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