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主權轉移後十天，我去黃永玉家閒聊。他說：「回歸後的香港，看來情形還好，不會有改變的樣子。李怡在香港，那麼我們對香港還有信心。不在香港，那就……。」

我說：「不能以我做標準。香港人的標準是看李柱銘與司徒華。七一後我訪問李柱銘，他說『比以前有信心』。」至於司徒華，他曾在七一前的四月表示，短期內不會離開香港，因擔心回港時不讓他入境。然而，七一後捷克宣布頒一個人權獎給司徒華，他決定去領獎。他表示，主權移交兩星期，未見有大轉變，原因可能是國際傳媒仍在觀察著這地方。

有親中共背景的香港《經濟日報》在7月18日以「李怡不走了！」為大標題，刊登了對我的全版訪問，以我作為標準，顯示香港人對主權轉移後的信心。我想那是因為我最早提出，如果香港成為中國主權的一部分之後，市民不能夠像以前那樣每個人由自己去決定做什麼和怎麼做的話，我就寧可繼續做一個人而不做中國人了。

事實上，我的確是自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這十多年來，在媒體上反對把數百萬自由的香港人交到一個極權國家手中的始終如一的論者。我主編的雜誌如此，我在各媒體上的談話如此，1996年還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一書，認為香港過去成功的因素，在主權轉移後幾乎一定會逐漸失去，把香港的未來寫得相當悲觀。因此，被媒體或有些人將我的動向視為標準，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香港1997》一書及之前十多年對香港九七後的悲觀估計，根據的是對中共的本質及其過去歷史的了解。這種對極權政治的了解，同西方一些媒體的看法相近。美國《財富》（Fortune）雜誌以「香港已死」，來預言九七後的情況。但這種估計並不意味著會即時發生。在全球關注香港變或不變的情況下，中共確實在主權轉移之初，忍住干預的手，盡量讓香港保持原貌。

香港仍然可以享有法律保障下的自由，媒體仍然可以報導和批評大陸社會和中共政權，法輪功仍然可以在鬧市掛「天滅中共」的橫額。儘管中共負責香港事務的高官警告香港新聞界不應「攻擊」中國領導人，不得鼓吹「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但亦有不少討論質疑如何界定是「批評」還是「攻擊」？是「主張」還是「鼓吹」？把媒體告上法庭，難有勝算。的確許多媒體已作自我審查，但批評報導中國陰暗面的媒體仍然存在。台灣駐港機構及親台團體一如既往慶祝雙十。中共亦知道在司法獨立之下，也不可能將親台團體告上法院。

主權轉移之初，香港特區政府的所有行政，都基本上掌握在港英時代的原有高級公務員手上，並秉承英國文官制度實行一切依法管理。公務員之首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財政司司長是曾蔭權，他二人都是彭定康時代的舊人。三司中唯一的律政司司長，董建華就任命了親中共的梁愛詩。但終審庭大法官及其他法官，都是受到社會高度信任的法律守護神。司法獨立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公務員中立、非政治化的依法管治，是不會使市民不知所趨的根本。

彭定康在1996年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未來國際社會用來衡量香港的一些明確基準，第一條就是：香港是否仍然擁有一支精明能幹且能秉承一貫專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身居要職的人員是否深得同事及廣大市民的信任？

港英時代的香港被認為行政效率一流，是因為公務員制度的完善。根據我的了解，它的特色是：一、入職、考核、晉升，均有完善制度，鐵飯碗，也有退休保障；二、決策過程完善，通常要作詳細的社會調查研究，重要的規劃要聘外國獨立顧問公司提供意見，經綠皮書、白皮書的公眾諮詢，才作決策，斷不會由某領導者拍拍腦袋就作出決定；三、公務員所有行事、談話，都有法例或指引作依據，也尊重司法判決，絕不會出現高官隨便發表意見，或指責民間什麼言論錯誤，或不接受法院判決的事；四、只重行政，不涉政治，保持政治中立，依法辦事，絕不會違背法律去為首長護短；五、公文旅行較短，規則簡單，方便市民，辦事效率快捷、準確；六、批出工程或合約，完全從效率與效益出發，沒有意識形態束縛；七、有高薪、清廉，為市民辦事、服務的傳統。

香港主權轉移大半年，經歷亞洲金融風暴，也出現過意圖用政治來影響司法的事。對其後經濟發生甚大影響並引起批評的，是特首董建華在就任第一篇演說，提出每年供應八萬五千個房屋單位的「計劃經濟」宏圖。對這件事，我另文詳述。
 

但大致而言，中共沒有明顯地對香港干預，司法獨立保持，公務員的行政管理按舊例行事。這三個重要標誌，使香港基本保持不變。我相信日後會變，但不會恨快到來。

基於台灣的自由民主已經不需要香港的角色、中國的經濟狂熱而政治冷漠的潮流也不會再受香港輿論所影響，加上《壹週刊》和《蘋果日報》的崛起，改變了傳媒生態。想深入了解兩岸三地政情的讀者在減少中，《九十年代》的稿源和讀者群有下降趨勢，儘管這趨勢不明顯。

九七後，我留下來，雜誌仍然出版。大半年後，我感到最需要《九十年代》的時代似乎已經告一段落，於是考慮像櫻花般，在燦爛的時候落下。（失敗者回憶錄157）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