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七十年代》脫離左派陣營，通過募資成立一間有限公司繼續出版。投資者之一、並負責所有法律程序的是陳爵律師。他曾被推選為我們的董事會主席。九七主權轉移後，時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李國能邀請他去當法官，後來他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大約2006年退休。

退休時，李國能在官邸為他離任設宴。因我與陳爵熟悉，也邀請了我赴宴。在座除了我之外，都是當時的法官。席間有法官問我，作為傳媒人，怎麼評價香港法院的判案。我說，香港自從主權轉移以來，政治、立法、傳媒都變了很多，許多人都認為從港英時代倒退了。但為什麼絕大多數市民，特別是居港的外國人覺得香港沒有變，還是原來生活、工作的香港呢？就是因為司法獨立沒有改變。依法、按判例、公正審案，是社會和市民安心停泊的磐石。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受到政治干擾，但絕大多數市民的感覺是，香港的司法讓他們安心。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承諾的香港特區享有「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在九七後有沒有受到政治干擾？特別是中共的干擾？我當時沒有明說，實際上輿論早就有報導，稍關心新聞的市民也知道。只是當時的香港法官們仍然努力守住司法獨立，且政治干預也還沒有那麼明目張膽罷了。

1997年主權轉移之初，即發生「小人蛇」事件。由於聯合聲明與《基本法》第24條，界定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也享有居港權，因此當時就有不少香港人在大陸的子女偷渡來港，認為依法可取得香港居民身份。這就叫「小人蛇」。而在港英時代後期，所有非法入境者是要遣返大陸的。入境香港，必須拿中國公安單位發出的「單程往港澳通行證」。

相信中共在擬訂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時思慮不周，只想到移民外國的香港人，希望吸引他們回流香港，卻沒有想到有更多香港人在大陸有子女。為補此漏洞，由中共操控的臨時立法會就匆匆通過法例，表示根據《基本法》22條，在中國各地區的人要進入香港，須在當地辦理批准手續。其後更修訂入境條例，非法入境者無論父母是否香港居民，都沒有居港權。

於是有一個年約十歲的女孩吳嘉玲，由父親做代表，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指入境條例違憲。跟著提出同樣司法覆核的人士增加。

終審法院於1999年1月29日裁定，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有無單程證，不論婚生或非婚生，不論出生時父或母是否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均擁有居港權，吳嘉玲勝訴。

終審法院的判詞指，《基本法》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制訂，是特區憲法，它賦予特區法院司法管轄權。所以，特區法院有權審核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倘若發現其違反《基本法》時，有權宣布此等行為無效。

以法律觀點來看，此判詞正常不過。但在中共的人治等級觀念下，卻認為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中國大陸的所謂法學專家，對香港終院大肆撻伐。作家金庸說這是孫子冒犯爺爺。我想他大概是接近絕對權力太多，而變得頭腦也不清楚了。

香港保安局長葉劉淑儀提出，若依終院判例執行，10年內會有167萬人可從大陸移居香港。於是行政長官董建華提請人大釋法。1999年6月26日，人大常委會釋法列明，只有獲批單程證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權。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實質上否決了香港終審法院的有關裁決。

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會固然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但又指明人大授權香港特區法院對國防、外交之外的所有自治範圍的條款自行解釋。而涉及國防、外交事務的案件，也需要終審法院向人大常委提請解釋，人大才會作解釋。並且在人大作出解釋前，終審法院所作判決不受影響。

很明顯，居港權不屬於國防、外交範圍，特首雖是特區之首，也不能超越法院，更不能代替法院向人大提請釋法。第一次釋法就以違反《基本法》的程序進行。但香港多數市民都被保安局長那個不知道根據什麼統計而來的167萬人會湧來香港嚇壞了，而且覺得釋法的結果沒有影響香港原居民的權益，因而反對的聲音很少。只有香港的法律界人士群集一起，穿上黑衣，步向終審法院門前作無聲抗議。

第一次釋法的政治原因，是擔心大陸人無限制湧來香港嗎？只看日後中共不斷放人來香港就知道這不是原因了。原因是香港若根據法院按《基本法》條文判決執行，就損害了大陸公安對人民的出境審批權。而終審法院的判詞又直接有損中共老爺子的尊嚴。

主權轉移不到兩年，專權政治就開始撼動香港獨立司法了。有了第一次，就會忍不住食髓知味。接下來，就肆無忌憚地釋法，直到20年後，國安法出爐，香港百多年法治磐石徹底崩塌。

別忘了，開始時，第一次，大家都不覺得怎樣。沒有警覺，人治的惡政就這樣滋生和茁壯起來了。（失敗者回憶錄159）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