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香港前途談判備受關注，我應邀在《信報》寫每週一篇的專欄。《信報》當時許多專欄文章都很有水準，在知識界的地位甚至超越《明報》。我答應寫此專欄，是因為《七十》《九十》的讀者、作者群以海外為主。儘管我們最早提出香港前途問題，而且對一國兩制有較深入的討論，但就每日變化的反應，月刊較慢。我希望關於香港問題的意見較快傳遞給香港的知識群。因此，開始了這個名為「星期一評論」的專欄。

到1995年《蘋果日報》橫空出世，讀者面廣及普羅大眾。黎智英約我寫每日專欄。當時社會的閱讀趨勢是文章短小、通俗，我想到我的見解應從知識階層推向大眾，於是從1995年底開始了在《蘋果》的「李怡專欄」。

不知道什麼緣故，《信報》在1996年初以「版面調動」為由，叫停了我的專欄。當時因九七已近，傳媒紛紛自我審查，於是有人以「陰謀論」來猜測《信報》處理我的專欄背後有政治原因。這些意見甚至公開在包括《信報》在內的一些專欄發表。我自己倒不認為是這樣。我傾向於自己太忙，寫得太多，因此《信報》專欄可能不像過去那麼受歡迎有關。《信報》老闆林氏夫婦對我一向尊重，我們的關係良好。我在《信報》最後一篇的題目是《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期待這份報紙延續新聞自由。

從1984年至1996年，我的《信報》專欄共寫了12年。1985年結集了第一年的文章，出版《香港前途與中國政治》一書。書已絕版，我留有一本，近日翻看，發覺幾乎所有談論都沒有過時。原因恐怕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問題真是「千百年不變」。

《信報》專欄我寫得很用心，自問有些還很應時及有趣。只不過大部分沒有剪存下來。記憶中在中共提出「港人治港」時，我找到中共老祖宗毛澤東在1920年寫的反對「湘人治湘」的系列文章；在中國宣傳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時，我指出「社會主義是權力私有制」，「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不公平、最不平等，也使人民最難忍受的制度」；在香港一些人提出「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希望」的「愛國」言論時，我提出「香港無前途，中國無希望」的相反論述，意思是：若九七後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都不保了，中國還有希望嗎？

我自感最有趣的兩篇，發表在1988年。一篇是6月的「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另一篇是8月的「熊玠傳話風波」。前一篇講我和老妻去看中國京劇演出，發現坐在我們前一排偏側的是傳聞可直達中央的許家屯及其家人。在中場休息時，突然有兩三伙人像發現獵物似的，向許家屯的座位奔來。其中一個中年稍胖的白衣女子，在我和老妻的座位前踹過，老妻腳缩得快，我就比較笨拙來不及缩，腳上被高跟鞋踩了一下，而這女子眼睛直射獵物，完全沒有顧及踩到別人。在許家屯前面，也有兩伙人湧去，給許送飲品、零食，寒暄一番。

從這些人的神情舉止，我就想到中國人受兩千多年專制文化的影響，早就把「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個古訓，拋到九霄雲外了。奴性成習的中國人，在接近掌權者時，都會產生亢奮感。尤其是接近絕對權力，這種生理性的亢奮就油然而生，複述掌權者的談話會無限誇大，甚而胡言亂語到令人難以置信。

寫完這篇稿不久，台灣就發生了「熊玠傳話」的風波。

熊玠，美國政治學教授，宣稱參與起草《台灣關係法》。1988年從大陸回美經過香港時，曾經約我見面，說是坐轎車由20部摩托車在前面開路，從廣州駛往深圳來港，備受重視。又說見過中共最高領導人，是什麼人，他說不能講。領導人講了重要的話。是什麼話？如何重要？他又說未到時機，不好說。約我見面原來只是想炫耀和發洩他的亢奮。

後來，他在台灣說，他從中共一級領導人那裡獲得的訊息，是「希望與國民黨談判籌組聯合政府，雙方商定新憲法，新憲法可以不列入四個堅持（主要是堅持中共黨領導）」。這不是「一國一制」了嗎？熊玠說：「他們現在強調『一國一制』，可以回歸中華民國憲法，也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國旗、國歌。」關於許多人擔心對台用武，熊玠說：「中共正尋求適當機會宣布放棄對台用武。」又說，中共對台灣的「國會全面改選」尤為關切，擔心改選後出現「台獨」國會，所以歡迎國民黨回大陸來「設分區黨部」，改選大陸籍的民意代表。

被追問一級領導人是誰，他說，「指的是鄧小平、趙紫陽、李鵬、楊尚昆……這一級」，「但不一定在這名單內」。被問急了，就說：「這個構想不能說是中共既定的政策，只是它確實在中共領導層的腦子裡轉。」大教授高明之處是連中共領導層腦子裡轉的政策也知道得那麼具體。

他後來又說，這些意見是他綜合近兩三年來與中共一級領導人談話的結論，「是經鄧小平同意的」。

那麼是跟鄧小平談的嗎？他終於忍不住了：「他要見我，有什麼辦法？」（好委屈啊！）「去年見面談了六個鐘頭，今年見了面又談，不是我吹牛，不過我不能講了，別人會以為我自己往臉上貼金！」既然是「有什麼辦法」才去談，怎麼說得上「臉上貼金」？

這個「傳話」，台灣傳媒廣為傳播、追問。香港傳媒卻不見報導。原因很簡單，台灣人容易被騙，香港人就不會有人相信。中共一級領導人有沒有講這樣的話不重要。講了，只不過為了把台灣騙上談判桌，而只要上了談判桌，中共就一定贏，因為所有承諾它都不會遵守；沒有講，就是一個大教授接近最高權力後胡言亂語的亢奮。我寫出來是作為趣談，讓讀者了解一個那麼有學問的政治學教授竟然對現實政治如此無知。

我想，台灣已經沒有什麼人記得這件事了。（失敗者回憶錄160）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