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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團隊忽視文化資產 文資委員:菊元百貨不是最後一個

林惟崧 2017年04月04日 12:00:00
文資委員黃士娟接受《上報》採訪表示,台北市目前有300多萬戶超過30年的老住宅,10年後將超過500萬,都更腳步勢必會加快,「菊元不會是最後一個,後續還會有更多個菊元的案例。」(圖片取自維基百科/Solomon203 攝)

文資委員黃士娟接受《上報》採訪表示,台北市目前有300多萬戶超過30年的老住宅,10年後將超過500萬,都更腳步勢必會加快,「菊元不會是最後一個,後續還會有更多個菊元的案例。」(圖片取自維基百科/Solomon203 攝)

做為全台第一座百貨公司,「菊元百貨」並未獲得文資審議會給予「古蹟」身分,僅是「歷史建築」,引起輿論喧譁,外界直指台北市副市長鄧家基的專斷式裁決,不少文資團體質疑程序黑箱。

 

出席文資會的台北市文化局文資委員黃士娟,接受《上報》採訪表示,多數委員都有到場會勘過,也都一致認為「菊元百貨」是歷史建築,但同時,她也掛保證,「菊元百貨不會被拆除。」

 

前北市文資委員:文化局可能要討好產權主「國泰」。

 

另一位前任北市府文資委員表示,這樣的結果則是再度印證了柯文哲團隊對於文化資產的不重視與消極,「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化局的結論可能是要討好產權主國泰。

 

該名前委員在文化界深耕近30年、曾任北市府2任4年的文資委員,他認為「菊元百貨」具有高度歷史價值,建築、藝術和文化等條件要素都足以列為「古蹟」,對於文化局的結論感到遺憾。

 

黃士娟表示,網路上的討論與實際開會內容有落差,其實多數委員都有到現場會勘,才有「歷史建築」的決議。至於是否列為古蹟,就看未來建築修復技術來做討論,文資團體可以再提報,「但菊元百貨絕對不會被拆除。

 

黃士娟表示,是否該列為古蹟或歷史建築不焦點,而是都更問題。「菊元不會是最後一個,後續還會有更多個菊元的案例。」台北市目前有300多萬戶超過30年的老住宅,10年後將超過500萬,台北市都更腳步勢必會加快。

 

應將老城區排除在都更範圍外,「不然永遠只能搶救。」

 

她指出,由於台北市政府大力鼓勵都更,像是內政部去年12月公布「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尤其獎勵豐厚,台北老城區內的文化資產都將面臨如此狀況。而如何在都更過程,細緻的處理文化資產問題,是重要的課題。

 

試想,若菊元百貨周遭因都更蓋起101大樓,對整個城市景觀、整體文化價值都將造成衝擊,現在要努力的,應該是將老城區排除在都更範圍外,給予都發局壓力。菊元百貨的案例反映出北市府積極推動都更帶來的現象,「不然我們永遠都只能搶救。」

 

「菊元百貨」在眾多的文化資產中,算是幸運兒,經由文史工作者凌宗魁提報後,許多文資團體、民眾和立法委員吳思瑤、姚文智等為之奔走,並獲得大量媒體曝光、報導,但文化局日前以「內部結構」與當初不同為由給予歷史建築的身分,讓各界大感失望。

 

立法委員姚文智為「菊元百貨」奔走,因此獲得大量媒體報導,但有許多歷史建物並未獲得相當關注。(圖片取自姚文智臉書)

 

「菊元百貨」曾歷經過兩次文資會審查,文史工作者蕭文杰表示,第一次審查會議上多數委員都認為值得保存,但最後主席副市長鄧家基卻以「共識不明,下次再議」結束討論。直到21日文資會上,府方直接秀出的報告表示,多數委員已經有共識將之列為歷史建築。

 

以結論當開頭,讓蕭文杰痛批,文資會上看不到委員答辯、討論的過程,21當天僅討論國泰的修復方案,最後由鄧家基強勢宣布「菊元百貨」列為歷史建築,「文化局憑甚麼直接有這樣的結論?當天府外專業文資委員出席率也不高。」他認為,這是一個不健康、不正常的審查會。

 

最讓蕭文杰生氣的,是去年開過第一次審查會後,中間還有很多私底下的會前會,並沒有正式會議紀錄,委員決策形成的過程、討論,外界無從得知。

 

從南港瓶蓋工廠、三井等議題看出,台北市處理文化資產的風氣,從保護轉為打壓。

 

匿名的前文資委員表示,從他擔任兩任北市府文資委員以來,可以感受到柯文哲上任後,市府對文化資產的保存意識不進反退,從南港瓶蓋工廠、三井等重大文資議題就略知一二,保護的風氣轉為對文化資產的打壓

 

他說,這次「菊元百貨」之所以有那麼大的爭議,在於北市文化局的決策過程沒有充分溝通,而在文資委員主席由副市長鄧家基主持後,採取共識決的文資會交由主席定奪,若當結論與北市府利益相符時,很難不引起文資團體憤慨。

 

文資會的模糊地帶,「共識決議」和「會前會」等問題,常讓文資團體有黑箱、不透明的質疑。前文資委員則表示,文資會有投票機制,但通常是發生在極大爭議、委員意見兩極的時候,投票結果也需要通過層層單位的審核 但最後主席也有否決的權利,委員意見若與市府單位意見不符時,可能就一直回到檯面下的協商、會前會的程序

 

但跟早期相比,台灣的文化資產保護系統已經進步很多,「全台灣就台北爭議最大。」癥結點不在於制度的改革,而是決策高層的態度。他認為,文資會上看不到答辯,也沒強制規定委員的出席人數,民間團體看不到,自然會有疑慮,他肯定文化局基層員工的努力和態度,但高層的決策,反而讓台北市留下文化殺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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