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煙硝四起、人心惶惶，以至於對每個資訊來源都抱持質疑態度，此刻有個官方媒體指認一個錯誤的消息時，人們很容易同亞當與夏娃掉入蛇的陷阱，而忘記事實查核的重要。如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所說，假消息因此能在許多人心中存活，而將真實的資訊視為陰謀論。這點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資訊戰中一覽無遺，也存在於中國與台灣之間，並且這場資訊戰並非僅限於國家對個人的洗腦，也是國際關係的確認與寫照。

所謂的資訊戰，就自由軟體工作者林雨蒼所言，除了出其不意，資訊戰是有重要的意圖的：難以被究責。為了這個目的，行動者傾向採取難以取證，或是刻意掩蓋、混淆的手法，目的是為了當被追究時方便否認。以取得更多真實資訊，與混淆對手資訊的方式，來達到讓對手誤判情勢的效果。聯合國將無意圖的假消息稱為misinformation，而有意圖的則是disinformation，資訊戰很明顯就是採取disinformation的形式。

有關言論自由的國際法源，主要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下稱公政公約）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二項保障言論的散佈與接收，第三項則是限制言論自由的條件，分別為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者為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與風化。

公政公約通常是由聯合國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 Commitee）來處理，並且關係多是由個人對於國家的申訴，但不排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申訴（只是在事實層面不曾發生，但此機制依然有其效力）。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對烏克蘭和西方提出了嚴重指控。例如在基輔，他們宣佈可能獲得核武器，北約集團已經開始積極軍事發展與我們接壤的領土。又或者俄羅斯正在對烏克蘭進行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烏克蘭已經公開準備了新的「頓巴斯懲罰行動」和「入侵」俄羅斯「歷史領土，包括克里米亞」。普丁補充說，「北約國家將向烏克蘭提供最先進的武器」。

此兩則由事實查核中心所認證的假訊息，受第十九條第二項的保護，然而是否會影響公共秩序，而可以受到第三條之限制尚有疑義，本文認為有使俄國國民動亂或撕裂之可能性，例如指控烏克蘭人民為新納粹份子，與能繞出俄羅斯限制而能使用Telegram等知悉外在消息者，其中的摩擦就可能影響俄羅斯國家的公共秩序，因此在HRC的判斷下應是得受限制。

此外，普丁政府透過俄羅斯媒體機構Roskomnadzor以各種所謂的理由阻止了對媒體平臺（包括社交媒體）和新聞媒體的訪問，包括指名某些媒體和平臺據稱正在傳播有關俄羅斯在烏克蘭直行動的錯誤資訊，並限制訪問政府支持的媒體。將構成對公政公約第十九條第二項的違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三名特別報告員指出，法律將俄羅斯置於戰爭資訊完全封鎖之下，這樣做會給虛假資訊和錯誤資訊加蓋官方印章。縱上，俄國資訊戰的行為有違公政公約第十九條第二項，且不能以第三項來正當化其對消息的封鎖。

俄國不只一次的資訊戰

在2014對克里米亞的併吞，俄羅斯就用了虛假角色與內容農場等技術，如曾柏元所述，其多以境內俄裔遭受危險以及民眾（克里米亞）支持加入俄國為內容，最終僅以短短13日就已入侵東烏克蘭，亦如林雨蒼所述，妖魔化西方與烏克蘭國內親歐的勢力，降低政府的士氣；在2016美國總統大選時，俄國斯利用主要的社群媒體，包含YouTube、Tumblr、Instagram、PayPal、Facebook和Twitter，特別關注針對保守派，發佈移民，種族和槍支權利的貼文，試圖通過傳播有關選舉過程的錯誤資訊來破壞左傾非洲裔美國公民的投票權，發展黑人觀眾和招募美國黑人作為資產，以上努力都是為了讓共和黨受益。總結而言，其實俄國斯的資訊戰並非首次，然而俄羅斯的資訊傳第往往是由上而下的，因此笨拙而無效率。

對於俄國的資訊戰，以下將從對外和對內的行動分別討論，而對外的行動又可以分為消息對戰、制裁與阻擋三者。

儘管聯合國中有141個國家投票譴責俄羅斯言論的侵略，但人口數最多的國家──中國和印度──均沒有上「不友好國家官方名單」，俄國斯的互聯網是受限制的，包含中國等國家，有1/5的國家接收到的資訊是親俄的，自俄國官方媒體獲得資訊，並且相信俄羅斯貴族士兵的形象。然而在入侵後的頭幾周，美國和西方媒體也並不是省油的燈，網路平台上有大量關於烏克蘭如何在與俄羅斯的資訊戰中獲勝的故事。澤倫斯基鼓舞人心的夜間演講；在Instagram和TikTok上被摧毀的俄羅斯坦克；烏克蘭社交媒體影響者譴責普丁的入侵。

國際的制裁的時間表則如雷金納德·瓊斯高級研究員Chad P. Bown所述，在三月八日澳洲制裁10位俄國人，因其散佈虛假的對烏克蘭的煽動資訊。英國則在五月二十七日停止公開補助和俄羅斯的大學的合作策略計畫。總之，縱使HRC的力量相較之下微薄，且俄羅斯是具有否決權的國家，可以阻止聯合國部隊的出兵，國際仍對俄羅斯資訊戰有所制裁，但制裁大多是針對個人或個別組織。

除了制裁之外，俄國的資訊戰本身也受到歐美的攔阻，根據Time新聞的資訊，歐美國家憑藉他們TikTok和Telegram上的多個頻道，非常及時地回應，他們甚至成立了一支由國家贊助的志願IT軍隊，一直在對俄羅斯目標進行網路攻擊。在戰爭初期，他們在消息應用程式Telegram上呼籲志工──這是戰爭的主要數位戰場，而多達50萬人做出了回應。

然而普丁的主要客群也並不只有國際或烏克蘭人，資訊戰的對象也是可以對內的，並且普丁與其政府的確是如此。普丁有多個聽眾，但他最重要的聽眾——也是他最可靠的聽眾——是國內的。根據反極端主義公司Miburo的數據，85%的俄羅斯人從俄羅斯官方媒體獲得大部分資訊。在那裡，他們得到了烏克蘭納粹分子，並認為烏克蘭正在對俄羅斯人進行種族滅絕。根據俄羅斯少數的民意調查機構之一──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數據，超過一半的俄羅斯人認為北約和美國是衝突的原因。只有7%的人指責克裡姆林宮。這意味著儘管俄羅斯對外的資訊戰遭受制裁和阻擋，俄羅斯對內的資訊戰仍然相當成功。

並且，這場對內資訊戰的成功除了在於它是官方媒體，也在於它有事實查核的外觀。俄羅斯最大的國家頻道第一頻道（Channel One）製作了一個名為“AntiFake”的節目，反駁他們所說的關於烏克蘭戰爭的虛假故事。它採用了事實核查的所有比喻──統計數據、法醫分析、黑白視頻來證明關於俄羅斯暴行的說法是捏造和上演的。

有趣的是，這些資訊戰都不是在常見的Facebook或Youtube上看到，而是在Telegram作為主戰場，而究其原因，是這些主流平台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亦即選擇親近歐美。

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餐館老闆米沙·卡蘇林（Misha Katsurin）在Instagram上發佈了關於他父親拒絕承認俄羅斯作為侵略者的角色的貼文，他得到了135，000個喜歡和分享的大量支援，以及數百條具有類似經歷的人的評論。此後，Katsurin建立了一個名為Papa pover（爸爸，相信）的網站，旨在幫助烏克蘭人與俄羅斯相信克里姆林宮故事的家人接觸。該網站收集了一系列虛假信息敘述和關於腳本化回應的建議。這意味著這場資訊戰並不是俄羅斯孤軍奮戰，而是連部分烏克蘭人也加入並相信俄羅斯的敘事。

台灣如何應對中國假消息

在網路的世界裡，資訊戰無所不在，而台灣也時常面臨來自中國的資訊戰。有趣的是，台灣媒體對俄烏資訊戰此一戰場的關心程度，遠不及於經濟或軍事，也就鮮少有文章提及。

根據商業周刊的報導，中國的資訊戰以無限制破壞為主，只要可以拿到短期利益，可以用極為激烈的手段，無視長期國際秩序的發展，取代美國成為新霸權，並且促進中台統一，以上是中國對台灣資訊戰的目的。至於手段，有分為三種模式，第一是傳統的圈粉模式，亦即用資訊圖或懶人包的方式，讓大量群眾得以接觸假消息，第二是陰謀論或秘密粉專，也會與當地的網紅合作，第三種則是以特定組織傳播假新聞。但實際上的滲透模式則是創造出一個偏激的獨派稻草人，來激化彼此間的仇恨。

面對中國來勢洶洶並且長期的資訊戰，筆者認為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言論自由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的想法是完全不可行，因為事實查核需要一定的知識門檻，但台灣大多群眾的知識門檻與精力，均無法負擔再去查核是真是假，而資訊戰本身是一種心戰，因此一旦相信某一群人／組織說的話，尤其它有可靠外觀時，市場運作的機制也就被破壞了。提出協助資訊透明化的想法，說穿了也只是現代版的言論自由市場的變形。

筆者認為，既然是中國先以假消息的方式來進行資訊戰，我國必須開發更高明的殭屍網路（botnet）來進行對外反擊。

所謂殭屍網路，是駭客利用自己編寫的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程式，將數萬個淪陷的機器，即駭客常說的傀儡機，組織成一個個命令與控制節點，用來傳送偽垃圾封包，使預定攻擊目標癱瘓並「阻斷服務」。透過殭屍網路來使中國將注意力轉回自自己國內收到的假消息，此方針並沒有倫理問題，因為台灣的殭屍網路只是以表面進攻的方式來達到自保效果。最好的方式還是不需有對外資訊戰的耗能，但在現行情境下，筆者認為台灣以此方式對外自衛最為妥當。至於對內的防禦，則是以一個獨立於政府管轄的事實查核中心，透過辦營隊等方式來普及事實查核的直覺反應。

然而這一切都需要台灣人民有那麼一份意識，明白如今的戰場不再只是血淋淋的屍首遍野，資訊戰也是一場能摧毀敵我的戰爭。

※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