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道火燒車事件至今已經兩週，事發當下的全國驚駭，驅策媒體開始探討遊覽車的安全設施、觀光從業人員的勞動條件，以及陸客來台一條龍的弊端。然而檢方在仍處於調查過程的階段，突然公開認定司機酒駕的數字證據，讓事件驟然變成幾近於無差別攻擊的屠殺。事發當時台灣社會因羞愧和義憤的究責聲浪，輕易地轉化為對司機蘇明成個人的獵巫。

不過才十天前，媒體在寫盡了事故現場的慘狀、罹難者家屬的哀戚，以及圍繞著事件的種種政治話語之後，開始試圖從事故的餘燼中找故事。在新聞進度的需求下，媒體從司機遺體在現場被發現的狀態，描寫蘇明成「還坐在駕駛座，手緊握方向盤，維持開車的姿勢，研判最後一刻仍想要疏散乘客」，塑造出一個盡忠職守的老實人形象。

又過了一週，檢察官突然宣佈司機遺體的解剖結果，丟出了令人錯愕的酒測數字，認定蘇明成酒駕事實。然而酒駕是不是火燒車直接原因？又是什麼原因讓一個喝醉的司機上路？是什麼點燃車上的汽油？車上的汽油又和醉酒的司機有什麼關係？面對種種揣測，檢方一律只給一個「不排除」的含糊答案。

檢方在一個單薄的酒測數字上建立了全民推理的基礎，也啟動了媒體「全面起底」的開關。不只是勉強沾上邊的警察訴訟案和事發前判決的性侵案，連蘇明成的出身和性格、過去的工作經歷，他與鄰居和同事的相處方式，蘇明成過去幾年的人生，全都成了讓他變成縱火犯的「成因」。

檢方找到新事證，讓事件真相更接近水落石出，是對社會、更是對罹難者的責任；但他們忘了提醒公眾，這些訊息還處於「調查中」的未成熟階段。然而媒體已經抓著檢方的隻字片語大肆穿鑿，人們則試圖用這些訊息拼湊事件的全貌，忽略了散落在新聞畫面之外的片段。

於是一個人從至死不放棄救人的烈士，變成自殺還拉了25人陪葬的惡魔。中間發生了什麼質變？其實不過是像水流一樣流過的即時新聞而已。不，那甚至不是新聞，只是媒體在書寫故事的過程中選擇這個或那個情節罷了。

1997年，還沒有臉書和推特、沒有即時新聞的年代，日本作家野澤尚在小說《虛線的惡意》裡，描寫一個因為新聞報導而被認定為兇手的無辜男子，這樣指控用新聞畫面將他「包裝」成兇手的剪接師：「什麼叫做主觀的真相？當它在電視上播映時，就變成刀子、變成手槍了。你們那種自私的真相，可以把一個人完全從社會上抹殺掉。」

這樣「主觀的真相」，在如今的傳媒環境更顯得蠻橫霸道。新聞說司機是死前仍盡責地緊握方向盤，大家就相信他是個本分工作的老實人；新聞說這個人對自己的遭遇多有不滿，眾人就認定他懷抱著殺意踩下油門。

十天前說蘇明成盡力到最後一刻的駕駛「隊友」，和如今形容他陰沉恐怖的「同事」是同一群人嗎？轉述蘇明成曾經和導遊大打出手的「陸客」，到底是否存在？人們對這件事、這個人的見解，脆弱得只剩下新聞描述可以依靠。

沒有人有證據可以證明蘇明成是清白的，也沒有人有理由為蘇明成開脫；但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在一切「推理」只建立在檢方進行到一半的調查，和劇情張力十足的媒體報導，沒有誰能將哪一個人定罪。

人們依然毫不察覺地，用殘缺的真相拼圖去追究兇手的責任、去完成罹難者生命的最後幾分鐘。這樣全民動員的鍵盤辦案，說穿了只是社會的集體惡意。而屬於罹難者的正義，無論如何不可能在這樣的惡意中得到實現。

※作者為本報資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