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美國女性爭取墮胎權的重要里程碑，但很少人知道，化名「珍．羅」（Jane Roe）的事件當事人諾瑪．麥考維（Norma McCorvey），其實未曾墮胎。1969年，住在德州的女酒保諾瑪懷了她的第三個孩子，想墮胎卻遍尋不著合法管道；等到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婦女有權「不受國家介入」選擇墮胎，諾瑪早已生下小孩。

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 Alito Jr.）在意見書中寫道，「羅案從一開始就大錯特錯，論述格外薄弱，其裁定更帶來許多負面後果」。對此，身為羅案爭議的起點，諾瑪的第三個孩子雪莉．琳恩．松頓（Shelley Lynn Thornton）發聲明表示，「一次又一次，女人的選擇、聲音和個人自由總由其他人替她決定」；然而她相信，「墮胎應該是私人的選擇」，應由她本人、她的家人和她的醫生共同決定。

諾瑪的長女梅麗莎．米爾斯（Melissa Mills）受訪時表示，如果媽媽地下有知，看到羅案被推翻「也會非常震驚」。諾瑪會怎麼看待，已經不得而知，但她的一生充滿爭議，她究竟是支持還是反對墮胎權，外界也難以輕易下定論。

從個人傳記到「臨終懺悔」　一窺「珍羅」虛實難辨的生命故事

根據美國記者普拉格（Joshua Prager）的深入調查，諾瑪的家庭信仰屬於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該教派視性為有罪，這樣的觀念也影響諾瑪的成長過程。她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出現許多「偏差」行為，後來被送到天主教寄宿學校；她當過服務生、酒保、毒販和妓女，常常連生計都有困難。

依據諾瑪的第一本傳記《我是羅》（I Am Roe），她15歲時遇見一個名為「伍迪」的21歲男子，不久後跟他結婚。婚後的伍迪開始出現暴力傾向，於是諾瑪在兩人的孩子梅麗莎還沒出生時，就選擇跟他離婚。孩子的監護權屬於諾瑪的母親瑪莉（Mary Sandefur），但諾瑪稱孩子是遭瑪莉「綁架」，自己則是被瑪莉欺騙才簽下送養文件。

針對此事，母女倆各說各話：諾瑪聲稱，瑪莉不滿自己女兒有同性戀傾向，還曾說「酷兒很髒」，所以才不願讓她撫養孩子；瑪莉則說，是因為諾瑪陷入酗酒和吸毒問題，才認為她沒有能力照顧小孩。一直到瑪莉晚年，母女倆的關係仍稱不上和睦。記者普拉格2012年訪問過她，當時瑪莉表示，諾瑪就是個「死性不改的婊子」。

1967年，19歲的諾瑪二度懷孕，孩子出生後隨即送養。兩年後她懷了第三胎，想拿掉孩子，卻因身在德州而不能合法墮胎。她輾轉認識兩位年輕律師柯菲（Linda Coffee）和韋丁頓（Sarah Weddington），得知兩人「正在找一個原告」，為的是代表這個原告向德州政府提告，替德州婦女爭取墮胎合法化。

普拉格引述柯菲1983年的說法，稱她們想找的原告必須符合特定條件：首先得是個想墮胎的孕婦，而且最好是個經濟拮据的婦女，無力赴加州尋求合法墮胎。此外，還要願意承受公眾關注，因為她們沒辦法保證官司期間能一直替她保密身分。對她們來說，諾瑪是不二人選；就這樣，諾瑪變成「珍．羅」，墮胎權之爭也成了她生命中的主旋律。

1980年代中後期，諾瑪積極替墮胎權發聲，曾遠赴華府參加挺墮胎權大遊行，因此認識知名律師歐瑞德（Gloria Allred），還跟她一起上遍各大媒體。諾瑪曾說，「每一個女人生命中都曾經被剝奪權益，每一個女人都是珍羅」。她主張，第一孕期以內的墮胎應該合法化，並表示「女人也會犯錯」，這是人類「天性」使然，但她希望不要再有別的女人僅因想墮胎，就因此覺得自己「廉價、骯髒、不是好東西」。當時許多反墮胎人士經常到墮胎診所門外騷擾並恐嚇女性，甚至頻傳放火和炸彈攻擊事件；1995年她接受美聯社訪問，就批評反墮胎人士漸漸變成「恐怖分子」，並強調自己只為了爭墮胎權而生，她的「生活、吃飯、呼吸、思考，全都跟墮胎權有關」。

但就在同一年，諾瑪卻投向敵對陣營，結交反墮胎團體「救援行動」（Operation Rescue）的領袖班能（Flip Benham），從「魔鬼的代言人」搖身一變，「重生」為「基督的孩子」。此時的諾瑪，背棄過去曾捍衛的一切，選擇壓抑自身的女同志傾向，跟長期的同性伴侶康妮（Connie Gonzalez）改當「朋友」，雖然住在一起但僅有「柏拉圖式」的關係。諾瑪甚至曾在反墮胎人士舉辦的「哀悼胎兒」活動上公開道歉，稱很後悔因推動墮胎合法化而「害死」無數的孩子；她還跟班能一起上街抗爭，焚燒古蘭經、同志驕傲旗幟，以及羅訴韋德案的抄本。

2017年，諾瑪的生命走到尾聲。這時候，她跟製片人史威尼（Nick Sweeney）合作一部紀錄片《又名珍羅》（AKA Jane Roe），在鏡頭前發表「臨終懺悔」，說當年反墮胎人士給她錢，要她「演戲」。諾瑪稱自己對他們來說是條「大魚」，雙方互相利用，「我拿他們的錢，他們會告訴我在鏡頭前要說什麼話」。她表示，「我是個好演員」。

金錢、關注、歸屬感

曾經反墮胎的福音派牧師申克（Rob Schenck）在《又名珍羅》紀錄片中表示，諾瑪對他們來說就像是「奧斯卡獎」，而且他們深知自己確實在利用她。神職人員見慣了脆弱又渴望關心的人，看準諾瑪性格上有這方面的弱點，藉機拉攏她。不過，把諾瑪推到台前的同時，他們也怕諾瑪在公開場合不小心「說錯話」，因此會試圖控制她的演說內容。

反墮胎人士利用諾瑪，諾瑪顯然也甘願如此。申克指出，有一段時間他們會付薪水給她。記者普拉格更指出，諾瑪每年至少從相關的基金會領到4萬美元薪水；1997年她跟基督教出版商合作推出自己的第二本傳記，拿到8萬美元；而在1999年，諾瑪光是酬金和贈禮就收到超過2.5萬美元。

普拉格形容，諾瑪既不太算是挺墮胎（pro-choice）陣營的人，也稱不上是真正的反墮胎（pro-life），但她從頭到尾都是「站在自己這邊」（pro-Norma）。在紀錄片中，諾瑪亦直言自己「喜歡受到關注」，而且認為「如果你人很好，很安靜很有禮貌，不會有人把你當一回事」。

諾瑪之所以選擇轉換陣線，除了金錢因素之外，或許也跟她渴望得到關注有關。1995年諾瑪接受美國廣播公司「夜線」（ABC Nightline）節目專訪，稱自己的決定不是為了別人，純粹是為了自己。她提到當年代表她的兩位律師，認為兩人只是為了推動議題而利用她，卻沒給她應有的重視；因為她曾有酗酒和販毒的不光彩過往，所以在倡議人士眼中，她並非典型的看板人物，不夠格擔任那個「被選上的人」。

事實上，諾瑪在挺墮胎權陣營中是個爭議人物。當她第三度懷孕，曾告訴醫生自己是遭到強暴；然而，1987年她接受媒體訪問卻突然改口，承認強暴的主張是假的。她表示，德州的情況讓她為了墮胎不得不說謊；此事一揭露，讓挺墮胎派相當挫敗。墮胎權倡議人士塔夫特（Charlotte Taft）強調，羅訴韋德案的裁定跟珍羅是否遭到強暴完全無關，但很多民眾卻誤以為如此；現在發現珍羅本人說謊，也讓此案失去公信力。

整體而言，或許諾瑪從未真心投入任何一邊，卻也未被任何一邊真正接納。曾跟諾瑪接觸過的美國演員維依（Erin Way）曾形容，諾瑪就像是「孤兒」一樣，從來沒有真正獲得歸屬感。

「珍羅的孩子」

經過十幾年的調查，美國記者普拉格去年出版新書《羅的家庭：一個美國故事》（The Family Roe: An American Story），深入剖析諾瑪和母親、孩子和伴侶之間的關係。他也獲得諾瑪第三個孩子雪莉的首肯，第一次向世人公開她的真實姓名和身分，並在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發表專文介紹她們的故事。

普拉格指出，諾瑪終其一生，每次看到「遊樂場」都會感到悲傷。空蕩蕩的遊樂場，會讓她想到羅訴韋德案；人很多的遊樂場，又會讓她想到自己送出去的孩子們。除了長女梅麗莎之外，另外兩個孩子都是由陌生人養大。1980年代末期她因為結識律師歐瑞德，逐漸成為全國鎂光燈焦點；此時她開始希望找回第三個孩子，那個讓她成為「珍羅」的孩子。

諾瑪公開向大眾尋求幫助，後來八卦媒體「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和一名女子漢夫特（Toby Hanft）合作找到這個孩子的下落，並在雪莉19歲生日前幾天親自登門拜訪，告訴她，她的生母就是「珍羅」。雪莉回憶，她第一次跟諾瑪通話時，諾瑪說「一直很想她」。國家詢問報的報導引述諾瑪的說法，稱諾瑪已準備好「擁抱女兒，給她我的愛，並且當她的朋友」。然而，當時雪莉不希望在媒體前曝光自己身分，跟諾瑪的想法背道而馳。

根據普拉格的報導，1994年諾瑪曾提出希望跟同性伴侶康妮一起去拜訪雪莉，但雪莉因兩人的同志關係而抱持疑慮，雙方因此產生衝突。諾瑪認為雪莉應該要「感謝」她，但雪莉告訴她，絕不會因為她沒把自己墮掉還「心懷感恩」。

2021年，雪莉首度接受電視專訪，親口表示她認為諾瑪之所以突然想找到她，全是為了利用她搏版面；對此，她永遠不會原諒諾瑪。一直到諾瑪過世，兩人從未見過面。雪莉直言，諾瑪從沒有對她展現出真誠的關懷或是一絲悔意，因此「不配」見到她；她強調，自己從來未曾後悔沒去見生母最後一面。

對雪莉而言，羅訴韋德案不是以她為核心，也不是她創造出這條法律，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被問到對墮胎權的看法，她表示不希望被任何一方利用，因此雖然自己有立場，但寧可只有自己知道。

相較之下，諾瑪臨終前在紀錄片中卻選擇明確表態；這一次，是跟墮胎權站在一起。她說，「如果一個年輕女孩想要墮胎，很好啊。這跟我沒有什麼關係；正因如此，才叫做『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