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論，中國的「極權詭辯」：科技納粹

依據《紐約時報》「視覺調查團隊」一項調查發現，中國正在原有基礎上，以空前的規模收集數量驚人的公民個人資料，手機追蹤設備隨處可見，人人一條健康碼。中國公安部門正在建立世界最大的DNA資料庫，並在其人臉識別技術基礎上進一步收集民眾的聲紋。調查指出，中國部署了5億隻攝影機，將個人隱私錄入功能強大的分析軟體，識別一個人的種族、性別以及是否戴眼鏡或口罩等等。所有這些資料都匯總並儲存到政府的伺服器之中。一份來自福建省的招標檔案顯示，這些資料規模非常龐大，每時每刻都有25億張人臉圖像被儲存。用公安自己的話來說，這些視頻監控系統的戰略目標，就是「實現對人員的管控」，換言之，中國已成為世界最龐大的數位極權主義國家。

中國的「生命政治」控制

中國政府以所謂社會信用、健康管理、治安保障、疫情防控、維穩等理由，合理化這種「數位監控」下極其醜惡的國家恐怖主義，這就是一種「極權詭辯論」，一種「生物政治」(biologization of politics)的墮落，也就是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說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操縱與濫用。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反人道濫用，中國廣泛運用生物醫學、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核酸檢測，廣泛蒐集並介入個人身體的分子分析（深入到核酸基nucleotide base與酵素活動），在生命分子的層次上對個體生命進行管理、控制、改造，以實現國家對全體人民的「敞視監控」(panoptical surveillance)，一個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一九八四》筆下的「老大哥國家」。

以AI技術的人臉辨識和DNA檔案(生命數據庫)，廣泛運用於識別、監視、追蹤、抓捕新疆維吾爾族人。這種建立在以科技手段控制公民思想與行為的「自動化極權主義」(automatic totalitarianism)，是數位極權在中國最極端、最徹底的表現。然而，在已遭到世界廣泛抨擊之後，中國依然故我，甚至變本加厲。

中國對新疆的數位監控

在新疆，除了遍佈街道巷弄的攝影機之外，中共在新疆部署了數以百萬的警察和監察員以及數以千計的檢查崗，每年投入數十億美元資金，用來掌控維吾爾人的一舉一動。這些警察可以隨時攔下路人檢查他們手機，查看是否有依規定安裝政府設定用來監控通話和資訊的強制軟體，以及查看為何手機流量「異常超量」或為何經常購票出國？若發現敏感資訊或照片，警察可以當下刪除或沒收；這些警察可以強制維吾爾人排隊照相，以取得他們的面部特徵並載入官方的數據庫；這些警察可以針對「特定人士」並貼上「危險標籤」，一旦設定完成，他(或她)每次離開社區或進入公共場所，就會觸動警報系統，即使當事人尚未到達目的地，警察就已提前到達並進行盤問。

至於所謂「監察員」，無論白天或黑夜，可以隨時闖入維吾爾人的住所進行盤問，進行所謂「忠誠談話」和「可靠性評分」；在新疆，有高達7000名兒童遭到拘禁，即使維吾爾人上清真寺禱告也會遭到監視，理由是想知道他們向「阿拉」說了什麼？是否向上帝密告「反黨言論」？一個維吾爾兒童被盤問：你父母讀《可蘭經》嗎？這個兒童誠實回答之後，這個家庭從此就人間蒸發。

一位記者詢問新疆當地的警察為何要這麼做？警察的回答是：「在中國，沒有什麼為什麼！」

據統計，中國已經擁有近700億條記錄的數據庫，相較於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全國即時犯罪背景調查系統」只有1900萬份記錄，有如天壤之別。在新疆，只要有一張照片(或聲音)，只要有臉部紋路、視網膜、皮膚顏色等等特徵，就可以「一鍵顯示」數十億份相關記錄，列出被搜尋者的教育背景、家庭關係、交友情況、聯繫紀錄，以及什麼時候與什麼人一起出入酒店或網吧等等。除此之外，中國還把新疆監視系統進行「全國聯網」，追蹤在其他省分流動的維吾爾人，目的是防止「預謀性串連」和避免對漢人產生「惡劣影響」。

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以「反恐」之名，反到深入人體血液和細胞而獲得巨大成效的國家！

牲人：極權統治下的維吾爾人

在極權統治下的維吾爾人，一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筆下的「牲人」(homo sacer，又譯「神聖人」)，這是一種任何人可以將其殺死而不必接受法律制裁的人，一種被黏貼了種族不潔的標記且完全不受法律保護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在習近平高喊「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下，維吾爾人卻是一種「中國共同體的多餘人口」，只有將這些「維吾爾牲人」隔離或逐出共同體之外，中國才能維持國體聖潔並鞏固自身的「無敵統治」。二戰時期的納粹希特勒，就是用這種方法對待猶太人。

數位極權是反文明、反人道的野蠻治理，但卻是中國自稱其體制優越性的要素之一，充分顯示中國倒轉人類文明演進的趨勢，乃至對人類文明形成「逆淘汰」的威脅。實際上，「身體權」(包括面部特徵與DNA)屬於私法、私領域的範疇，是「人身保護」的底線，然而，不僅如此，中國的數位監控還運用在對異議份子和可疑人士的追蹤與逮捕，包括政治活動與社會運動者、獨立公民記者、維權律師、文字批評家、懷有冤屈的上訪者、輟學或失業青年、閒散人員、貧困群體以及外國人等等，這種「科技的納粹化」，將中國變成一個「全景監獄」，對人權與自由進行深重的迫害。

必須告別中國

基於保衛人類文明的立場，無論是脫鉤、遠離或圍堵，全世界都必須告別中國。因為今日之中國是人類文明演進的退化肌體，國際社會自私自利的法外集團，文化價值的偷渡客，歷史事實的篡改者，中國赤裸生命的統治者；「告別中國」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戰爭，是人類集體生命與自我保存的最後一役。無人可以逃避，無人可以倖免。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中，認為自由民主體制將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實際上，民主並沒有獲勝，專制正在崛起。換言之，歷史並沒有終結，而是重新書寫。而在重寫歷史文明之際，「告別中國」必須是歷史新頁的前言和導論。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