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體系內的經濟問題，在「長期經濟繁榮」時期遭到掩蓋，但1970年代中期的經濟惡化，使得這些問題加劇，且當時的領導人布里茲涅夫缺乏有效的應對方式。對於軍武的大量投資是主要問題，但同樣嚴重的因素是無法發展消費，進而得到足夠的民意支持。

然而，傳統的共產黨意識形態，在1977年隨著蘇聯的新憲法而再次被調。新憲法本質上與1936年史達林所推出的相同，並毫無掩飾的強調了「黨」所扮演的角色──蘇聯社會的領導與指引，並有權決定蘇聯內部和外交的政策。

波蘭可說是共產黨統治失去人心的代表，再加上傳統波蘭人對俄羅斯／蘇聯的敵意，以及民族對基督信仰的強烈投入。1980年大規模罷工的導火線，是逐漸上漲的肉類價格，然而不受官方掌控的「團結工聯」工會創立，挑戰了政府的權威，並且引發其他共產政權的擔憂。

蘇聯國防部長支持軍事介入，但他的同僚都不願插手，而雷根也對蘇聯提出警告。此外，蘇聯也擔心波蘭人會與蘇軍對抗，而這樣的侵略行動對其他地區蘇聯部隊的影響也屬未知。

最後，波蘭首相及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沃伊切赫．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控制了情勢。在蘇聯的鼓勵下，波蘭於1981年12月宣布戒嚴，並且動用準軍事的武裝部隊，逮捕了團結工聯的領導人和其他數千名成員。

經濟改革，反而導致蘇聯垮臺

蘇聯在1980年代初期的不良領導，帶來了政治癱瘓和經濟失敗的強烈氛圍。在人民層面，肆虐的酒精成癮也反映了共產主義低迷的吸引力；而實際上，共產黨確實也只剩下低落的效率和壓迫而已。

1985年，年紀較輕的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決心進行國內改革，並追求良好國際關係；這代表了蘇聯的新路線。由於與美國在武裝控制上的談判成功，冷戰的緊繃情勢明顯得到緩解，這也換來了1987年的《中程飛彈條約》，而此條約一直到2019年都維持效力。蘇聯也在1989年從阿富汗撤軍。

戈巴契夫新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強化蘇聯，結合經濟和政治的改革，並鞏固共產黨的控制。然而，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

戈巴契夫的政策，無意識間減損了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並且動搖了蘇聯內部已經岌岌可危的政府控制，而他在東歐鼓勵的改革，則造成了更立即且具破壞性的影響。這些混亂現象與批評，或許是蘇聯（低效率且不得民心的）系統放寬，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東歐政府（尤其是波蘭）抗拒改革的壓力，然而在1989 年，東歐共產勢力發現他們失去蘇聯在政治、軍事上的支持。面對民眾的反抗，特別是針對其僵化的系統，這些政府都垮臺了。總體來說，這是段和平的過程，反映了共產黨政權引發的強烈民怨。

最戲劇化的事件則是11月9日晚間柏林圍牆的開放。東德政權當時正面臨大規模抗議及大量人民逃往西方，而西柏林的示威群眾利用這個弱點，推倒了柏林圍牆。然而，羅馬尼亞的祕密警察持續抗拒改變，一直到遭到軍隊打敗為止。

*本文摘自《人類最精華100年：戰爭、科技、搖滾樂，如何決定了人類思想與行為，未來將朝哪發展，看20世紀史你會理解。》，大是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傑洛米．布萊克（Jeremy Black）
 
曾領受大英帝國勛章，是英國艾希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政策交流資深研究員和歷史系榮譽教授。他也曾擔任西點軍校、德州基督教大學的客座教授，並任教於杜倫大學，在牛津大學完成博士學位。
 
2008年，布萊克榮獲軍事歷史學會的「賽莫爾．艾略特．莫里森獎」（Samuel Eliot Morison Award）。他的生涯寫作了超過一百本著作，被譽為「這個時代最多產的歷史學者」。範圍含括18世紀英國政治、戰爭史，以及詹姆斯．龐德的文化影響等。他最新的著作則有《歐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莎士比亞時期的英國》（England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以及《葡萄牙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Portug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