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的日本政治情勢演變展開較難預測，本質仍然是作為戰後政治權力最為集中的安倍突然過世，留下的最大政治派閥清和會中，上無可復出掌政的長老（森喜朗高齡體衰，細田博之醜聞退隱），下皆忠心家臣卻無具備接班資質的新世代（胞弟岸信夫中健康有恙，荻生田為秘書型家臣，西村康稔、高市早苗、稻田朋美都不具權力基礎）。因此今天以後的日本政壇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極為「特殊」的真空時刻：日本政壇的政治權力不曾如此長期又如此高度的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更不曾出現政治權力一時之間出現全面真空的現象。

日本政局：群雄逐鹿，岸田站穩

因此，安倍殞落以後必然進入久未出現的群雄逐鹿時代。昨天參院選舉結果，因為安倍過世催出了自民黨游離黨員的組織票（投票率仍低，自民黨卻催出組織票裡的非熱衷支持者投票），使得自民黨大獲全勝，最大的獲益者當然是首相岸田文雄。岸田作為弱勢派閥領袖上台，從政策到人事至今一直受到安倍強烈影響，如今安倍離開所出現的政治真空，毋寧是給了岸田這個居首相大位、握有黨政兩方大權者迅速成長取得日本第一權力者千載難逢的機運。

第三大派閥麻生派喪失最強盟友安倍，我認為最有可能的發展是在精算下與岸田結盟，也就是後安倍時代以來一直被日本政壇耳語的「大宏池會構想」可能一夕之間因為安倍過世而條件成就。第二大派閥茂木派也可望搶佔安倍過世後的真空地帶，讓派閥實力坐二望一。總體而言，較有可能的發展應該是岸田與麻生和茂木形成一個合縱連橫的政治同盟，透過利益與人事交換共同打造黨內穩定執政的權力基礎。

至於安倍身後留下的第一大派閥清和會，我認為實力無可避免在一段期間內持續削弱，清和會內本來就有安倍派和福田派，安倍派唯一領袖一夕消逝，福田派自然會起來重新奪取自福田康夫以來失去已久的派系領袖地位，但安倍派的忠心家臣與年輕政治家會如何選擇？我還沒有比較具體的評斷基礎，但清和會戲劇性地從二十一世紀以來長期執政的最強派閥走弱，應該是無可避免。

國際局勢：親美不變，抗中不變，台灣牌操盤手不在

國內政治發展可講的還很多，但作為台灣人當然主要關心日本政壇的權力位移對國際、區域乃至台海局勢所造成的影響。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安倍的驟逝當然對盟友美國與區域同盟國澳洲印度與台灣而言是極為巨大的損失。不要忘記此波區域冷戰局勢再開，重新打造對中包圍網的正是安倍晉三本人。彼時美國歐巴馬政權雖提出「重返亞洲」構想，卻對抗中與否曖昧不明之時，安倍就全面展開全球圍堵中國擴張的地球儀俯瞰外交，更一手提倡了今日印太戰略前身的「亞太民主鑽石」構想以及促成美國中途退團的區域抗中經濟框架CPTPP上路，這對戰後一直依循「吉田主義」、在國際關係上長期作為經濟大國的同時卻是軍事小國、外交小國的日本當然是革命性的嘗試。這個安倍為日本的外交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即便在安倍過世之後仍會延續，岸田與茂木先後擔任執行安倍外交戰略的外務大臣，而麻生與麻生派長老甘利明亦是安倍外交的得力助手。因此，無論今後日本政壇權力版圖如何發展，大結構的親美路線不會變，抗衡中國路線也不會變。

最後，就台日關係而言，安倍過世損失最重的當然是台灣，安倍不僅是戰後第一個具體起身打造日本成為具有實力與意欲在全球範圍抗衡中國因素的國家的政治領袖，更是史無前例極為重視台灣戰略價值，以及不忌諱在國際關係賽局中大打作為「禁忌」的台灣牌的政治領袖。安倍過世後，我們可能很長一段時間必須重新觀察尋找，日本主要政治領袖中，是否會出現清楚認識台灣關鍵的重要性且願意大膽在台灣問題上出牌的操盤手。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是已故的外交官與戰略思想家岡崎久彥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就發明的戰略構想，被作為檯面上主流政治家族繼承者的安倍晉三所概括繼承，不過是十數年的光景。當然安倍一派的「保守支流」，自外祖父岸信介起就在政策的優先順序上極度重視安全保障，致力於與美國以及美國區域盟友韓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然而真正完成帶領繼承保守支流路線的清和會，乃至整個自民黨、甚至是日本政治光譜泛保守陣營開始親近台灣，而且是親近並同情主張「台灣認同」的台灣政治路線的，卻是李登輝先生與安倍所共同聯手打造的區域政治遺產（Lee-Abe Legacy）。這個遺產至今都仍然是放眼世界主要國家中，作為台灣生存條件中難能可貴的安定因素。

安倍第二次主政的八年期間，剛好經歷馬政權與蔡政權各半，在前一個四年期間內作為台灣最接近中國、可以說是台灣主權最危險的時刻，安倍不但積極強化美日同盟在區域的抑止力，屢次遊說歐巴馬政權台灣的重要性，在台日東海漁權協議的重大讓利決策中，更成功牽制馬政權在釣魚台議題上聯中抗日的戰略成型。蔡政權上台後台日關係原本可望迅速推進，但實質上安倍政權的後四年除了各種象徵領域的進展以外（從交流協會改名，到安倍屢次發言挺台），卻沒有符合原先美日台各國觀察者的期待。

台日在安倍與蔡英文共事的階段，在經濟乃至安全保障成果推進有限，本質上原因還是在於川普政權全面對中國發動對峙的地緣政治結構性因素。美中關係在川普政權中急轉直下，為中國尋求日中關係改善支撐出了政治空間，習近平開始積極透過經濟讓利與政治動作對日本伸出友善的橄欖枝，而安倍政權亦在控管台海發生擦槍走火的風險與適度改善對中國關係的考量上，並未再積極與蔡政權進行更多實質關係的談判進展。到疫情發生安倍因身體出狀況而倉促下台為止，安倍基本上維持了日本對美中兩主要國家皆適度平衡並且站在有利交涉條件的穩固局勢。

透析「台灣牌」　安倍之外遍尋不著第二人

安倍下台後作為實質上最具政治權力的政治領袖，以維繫自身的權力基礎為目的，在菅政權與岸田政權中持續發揮關鍵影響力。特別是在相對鴿派的岸田政權誕生後，安倍更緊抓「台灣牌」這個在主要外交政策上唯一與岸田間的歧異，在沒有執政包袱的身份下屢次國際場合大聲疾呼「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崛起吧，台灣！」。這些政治動作在安倍作為日本公職領袖時沒有空間，但是在與岸田政權競爭中區別市場並且動員召喚自民黨保守層支持者的目的上，自然有基於安倍自身理性政治算計的部分，連帶當然也對抑制岸田政權與中國接近或冷落台灣形成牽制力，使台灣獲得外交上的反射利益。

只是即便如此，在美中日的大國間巨大賽局之下，放眼日本政壇能夠透析「台灣牌」的關鍵影響力與價值，並且「有膽」發揮保守民粹抗中領袖性格者，在安倍之外也遍尋不著第二人了。

在美中日的大國間巨大賽局之下，放眼日本政壇只有安倍能夠透析「台灣牌」的關鍵影響力與價值。圖為首屆「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自民黨議員古屋圭司推特）

戰後日本政治史上權力最為集中、且對日本的立基於和平憲法與吉田主義的「國家像」造成根本性影響的政治家，其生命竟然戲劇性的在警察系統荒唐的維安布署，與刺客莫名的動機，與弔詭的土造槍彈擊發下嘎然而止，實為日本政治史上最荒謬且戲劇化的一頁。從今以後沒有安倍的日本依然會台日友好，只是在一個大時代結束以後，仍須回歸台日雙方洞悉彼此關鍵價值的有識之士胼手胝足地重新打造了。

※作者為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