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引述美聯社的報導，指出美國情報機構並未實現歷年來多位情報首長的讓內部體質多元化的承諾，報導中指出：「首長們經常說多元化是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然而有色族裔在整個情報界的比例仍然很低，不太可能獲拔擢升遷。...... 數十年來，美國情報部門幾乎由白人管理。」美國聯邦眾議員海姆斯(Jim Himes)在2021年的眾議院聽證會上，更批評國安局「只僱白人、男性及耶魯(大學畢業)」。

前美國情報人力資源部門官員甘特(Lenora Gant)在受訪時直言「美國情報界不斷給少數族裔、女性和身障人士製造升遷障礙，處處刁難，呼籲各情報部門公布有關招聘及晉升的數據。」

仍然苦於多元化改革遲緩的美國情報界

儘管近年來美國情報界如中情局在相關職場資訊作了相當程度的透明化，在徵才上更強調多元性，不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在2019年財政年度的報告指出：

「美國十多個特勤單位中，61%的情治人員都是男性。少數族裔的雇員占比雖逐步上升，卻仍只占26.2%。其中，非裔人士占最多，達12%，西班牙裔7%次之，亞裔4%屈居第三。身障人士佔總體特勤單位職員的11.5%，較上一個年度微升一個百分點。」顯示出進步的幅度其實仍然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

筆者之前在上報投稿〈「多元性」對情報系統是最重要的〉一文曾指出，中情局在911恐攻之後意識自身內部的同質性思維導致產生情報盲點，而開始加快推進多元化政策的步伐，但是不少中情局內部資深人員將多元化的改革認為是迎合政治正確反而對中情局造成負面影響，這種內部抗拒迄今仍未完全消解。可以想見的是在其他美國情報機構如國防部情報局(DIA)、國家安全局(NSA) 內部也存在著同樣抗拒多元化改革的勢力，這正是美國情報界在多元化改革的步伐仍然如此遲緩的原因。

從2019年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官方數據到近日的美國媒體關於這方面的報導看來，美國情報界在多元化仍然是有非常漫長的路要走。

台灣情報界歡迎新住民、女性、身心障礙者嗎？

從前述美國情報界的多元化改革困境反觀台灣情報界，今日的台灣情報界就可以免於美國情報界所面臨的多元化改革問題嗎？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關於台灣情報界的多元化，筆者想以新住民、女性、身心障礙者三個面向提出個人的質疑。

台灣情報界願意歡迎新住民加入嗎？

首先是新住民的部分，今日台灣在近年來因為新住民人數的增加，已經被學者稱為是邁入「新移民社會」的狀態，而這些來自東南亞、香港、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新住民跟台灣配偶所生的下一代，更是未來台灣新世代的重要一分子，並且已經有若干有心者投入軍旅及國防教育，當有識之士開始探討新住民以及其子女在「全民國防」的角色時，在台灣情報界是否也願意開始探討在人才招募上面向新住民以及其子女的可能性呢？是否可以借重新住民、新住民二代的語言能力、跨國文化背景，讓台灣情報界帶入更多刺激跟思考方向，作為未來在中國跟東南亞的相關業務上開創出更多的可能性跟機會呢？

以東南亞事務為例，當外交部、移民署都開始在特考中增加東南亞相關國家的語言組別，甚至已經有新住民二代加入移民署服務的情況之下，台灣情報界，特別是負責國際情報的國安局是否可以以此作為借鏡？讓更多具有語言能力、跨國文化背景的新住民、新住民二代為台灣情報界服務，幫助台灣情報界在當地耕耘更深入而精確的關係網絡，還是要重蹈2015年國安局未能事先掌握越南暴動的覆轍呢？

無庸諱言，新住民，特別是在敏感的香港、中國出身的新住民的忠誠度疑慮會是台灣情報界抱持顧慮的因素，是否可以參照其他國家情報機構在處理這方面問題的作法尋求解決之道？應該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

女性能夠在台灣情報界有更多發揮的空間嗎？

女性在今日的台灣情報界看似比過往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但是正如筆者在〈義大利任命女外交官擔任情報首長給台灣的啟示〉所指出的那樣，情報界的保守心態仍然影響著看待女性在參與情報事務的角色，女性出任情報機構首長的可能性在短期內似乎是不大可能實現。

即使是在基層，過去傳出國安局女性文職特考學員在國安特訓遭到性騷擾，在消息曝光之後當事人卻以「洩密」為由遭起訴的新聞，包括國安局在內的台灣情報界，也從未想針對這些負面事件作任何的改正，這樣的情況是否會增加女性有志者投入情報工作的意願，答案是可想而知。

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在《情報的藝術》感嘆：「國外已有女性擔任情報機關首長時，國內情報機關首長、人事單位應該要嚴肅的面對、正確的處理女性在情報工作佔有的份量和角色，但許多首長、重要幹部都缺乏正確的認識。」

筆者不禁想問今日的台灣情報界，已經能夠嚴肅的面對、正確的處理女性在情報工作佔有的份量和角色了嗎？

台灣情報界願意接納身心障礙者嗎？

過去台灣情報界對於身心障礙者加入情報工作的態度是不置可否的，從２０１６年國安局召募資訊技師條件過苛造成無人報考的爭議可見端倪，當時《壯闊》網站在〈存在或不存在？期待臺灣的網域防衛軍〉就諷刺:

「史蒂芬．霍金就算獲得中華民國國籍，也會被淘汰，因為1,200公尺跑走不能以輪椅代步。他無法蹲下、起立、原地起跳，更沒有單手三十公斤的握力。」

立委王定宇以此一爭議質詢國安局高層時，國安局高層振振有詞的說「情報工作是艱難的工作，需要健康的體格」，王定宇則直言反駁「他坐輪椅，但是他有資訊能力可以幫你打網路戰」、「五官損傷跟工作內容到底有什麼關係？這還沒講你歧視」讓國安局高層最後支吾其詞，就知道情報界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偏見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這些都沒有讓國安局在內的台灣情報界反省對於任用身心障礙者的舊有偏見，因此當國安局幹員負傷致殘時，國安局想到的不是檢討局內的身心障礙者進用政策跟重新職務設計讓負傷的幹員能重返局內，而是將當事人提前退伍了事，筆者在〈國安局負傷特勤教官「被退伍」爭議之我見〉就質疑國安局的這種作法是否適當。

而國安局面對任用身心障礙者的態度如此，可以想見其他情報機構的態度恐怕不會比國安局更開明。可是當不少國際情報機構已經改變態度招募身心障礙者參與情報工作，如軍情六處歡迎身障者申請加入、中情局聘用聽障者擔任資訊工程師、以色列 9900 情報部隊延攬自閉症人士擔任影像情報分析人員等等，這些比國安局在內的台灣情報界更為老練的國際情報機構已經以實際作為打臉前述國安局高層聲稱「情報工作是艱難的工作，需要健康的體格」的偏見，也反映出台灣情報界的僵化顢頇。

結語

事實上除了新住民、女性、身心障礙者等群體之外，如性少數者(同志、跨性別者)等群體在台灣情報界的角色以及任用政策，都值得有識者深入討論、探究。

如果套用本文開頭引用的美國聯邦眾議員海姆斯說法，今日的台灣情報界仍然是處在「軍人、男性、深藍」為主流的保守狀態，當然這是長年歷史因素所形成的影響，但是到了今日日益多元化的台灣社會，無論是族群、性別等社會光譜都在快速變化，這股潮流無疑將在下個世代影響台灣社會的各個層面，即使是今日仍然抗拒擴大民間出身的文職人員參與情報工作的台灣情報界也不可能自外於這股潮流，台灣主政者及國安系統、情報界的主事者及內部的有識之士應該及早就台灣情報界內部的多元化未雨綢繆，而非等到受到潮流的衝擊才措手不及，甚至更頑固的抗拒改變。

美國情報界固然在推動多元化方面有其局限和問題，但是在美國情報界內外有識者的倡議、推動之下，改革的步伐雖然遲緩卻仍然是往前邁進的，反觀今日的台灣情報界，卻是以諱疾忌醫的心態迴避多元化的改革和討論，這樣下去，終將陷入閉關自守的死胡同，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是有害無益的。

最後，筆者想引用軍情五處局長肯·麥克拉姆（Ken McCallum)的發言：「我們必須通過傳達更多如今軍情五處的實際情況，來克服任何喝馬丁尼酒的陳規定型觀念，這樣人們就不會因為社會經濟背景、種族、性取向、性別、殘疾，或他們碰巧出生在該國的哪個地區等感知障礙，而將自己排除在外。」

這段發言值得台灣各界，特別是情報界深思，未來台灣情報界如何因應多元化，是未來台灣情報界是否能再創新局的關鍵。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