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7月13-16日），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第一次出訪中東，先後訪問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沙烏地阿拉伯。在以色列，拜登重申了對以色列的支持，獲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頒發「以色列總統榮譽勳章」。在約旦河西岸，拜登表示依然支持以巴和平進程，但被人高舉前一輪中槍身亡的美籍巴勒斯坦裔記者阿克利赫（Shireen Abu Akleh）的畫像抗議。在沙烏地阿拉伯，拜登和王儲穆罕穆德·本·薩勒曼進行了碰拳禮，但沒有得到沙烏地增產石油的承諾，他有否就沙烏地籍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卡舒吉之死向王儲施壓成為羅生門。沙烏地阿拉伯外長反而教訓了美國一通，說美國在伊拉克也有反虐囚行為。可以說，拜登之行幾乎是一無所獲。

以上任同期相比，川普上任後幾個月即出訪中東，拜登足足遲了一年。這並非有意怠慢中東，除了疫情原因外，更關鍵的是出訪中東實在找不到什麼有價值的話題，也沒有意願更多關注中東事務。

拜登的中東之旅被媒體一致唱衰。這點我認為是不公平的。前年拜登當選後，筆者就寫過拜登時代的全球外交預測，就包括對中東局勢的全面分析。當中就預計，拜登就算有心也不可能逆轉川普開啟的進程。

美國在中東有幾個重要的議程，都是無法逆轉的。

首先是以巴關係。川普把美國大使館從達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這個過程不可能逆轉，如果把大使館遷回去，以色列非翻臉不可。同理，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建交，也沒有理由要求它們斷交。這樣一來，巴勒斯坦人無疑深深地感到被拋棄。無論拜登再怎麼說「推進以巴和談進程」，都不會讓巴勒斯坦人還認為美國可以擔任一個哪怕相對公正的角色。

更何況，在美國政壇，共和黨和民主黨建制派，都是以色列的支持者。當然，民主黨建制派主張推動以巴和平進程的，比共和黨稍微中立一些，但本質上依然親以色列。現在只有民主黨中的進步派才是巴勒斯坦的支持者，他們在輿論上有一定勢力，但在政壇上還是敵不過建制派。作為民主黨建制派的拜登，從政以來的立場都是以色列的支持者。在去年以巴衝突中，美國政府堅決站在以色列的一方。半島電視台記者阿克利赫（歸化美國籍的巴勒斯坦裔人）在今年5月11日，在約旦河西岸城市傑寧採訪時被以色列國防軍槍殺中槍身亡，美國至今仍在調查，這也是拜登到約旦河西岸演說被舉牌抗議的原因。

以巴關係還影響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以前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阿拉伯陣營仇深似海（另一個阿拉伯重要國家埃及倒是和以色列比較好），但是近年來，隨著伊朗變成以色列和沙烏地最大的共同敵人，在川普當政期間，以色列和沙烏地等阿拉伯國家開始站在同一陣線。以色列還和幾個阿拉伯國家建交，沙烏地雖然尚未建交但敵意大大減少。這個議程當然也是無法扭轉的，它們建交了，就不可能要它們斷交，況且拜登也樂得看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和好。這次拜登座機從以色列首次直航沙烏地首都利雅得，是歷史性的一刻。

拜登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穆德·本·薩勒曼進行了碰拳禮，但也沒得到沙烏地增產石油的承諾。（美聯社）

其次，伊朗核協議也無法逆轉。很明顯，在川普廢除伊朗核武協議的幾年間，伊朗重啟核武器開發，短短時間已掌握了核武器製造技術中最重要的一步，即可分離高純度鈾的離心機。今年六月四日，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伊朗已經擁有足夠的鈾可製造核武器。這樣，美國能有辦法令伊朗「回退」到五年前嗎？伊朗肯放棄這些鈾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此外，川普時代在朝鮮問題上的失敗又做出了壞榜樣。川普放棄美國堅持的「可驗證的棄核作為會面前提」的原則，留下和幾張和金正恩的「打卡」照片，結果後來金正恩和川普談崩了，繼續製造核武器，川普無可奈何。到了俄國攻打主動棄核對烏克蘭，現在每個國家都知道「核武器可以保命」，伊朗又怎麼會放棄？

因此，在伊朗問題上，拜登也無力回天，只能裝裝樣子罷了。

第三，沙烏地阿拉伯王儲地位牢不可破。中東最重要的阿拉伯國家非沙烏地阿拉伯莫屬。沙烏地阿拉伯近年來的實際統治者是年輕的王儲穆罕穆德·本·薩勒曼。2018年10月，據信在他的直接指示下，沙烏地阿拉伯特工在土耳其綁架了批評者卡舒吉，並把他活活用「骨鋸」大卸八塊。這種駭人聽聞的事情，比金正恩的「炮決」、「犬決」傳聞的殘酷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難怪生鋸活人一經土耳其張揚傳出，令全世界譁然。卡舒吉身為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又有美國綠卡，於是美國輿情更加洶湧。

沙烏地阿拉伯封建保守專制，但它又是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夥伴之一。美國為支持沙烏地阿拉伯，在國際承擔很多道德負擔。比如美國說推廣民主，支持「阿拉伯之春」，有人一反問「怎麼還和沙烏地阿拉伯這麼好」、「怎麼支持沙烏地阿拉伯政府鎮壓茉莉花」，美國就難以招架。比如美國說支持女權、性別平權，但沙烏地阿拉伯不但嚴禁同性戀，婦女外出都要帶全身遮掩。

現在王儲搞出這樁突破底線的事，美國就更難以再袒護它了。當然，美國不可能對沙烏地阿拉伯翻臉，但把王儲搞下去，也算是對國內和國際社會有個交代了。事實上，王儲當時的地位本來就不太穩，在2017年他才對王室進行大清洗，即便在國內也有很多王室成員口服心不服。卡舒吉事件後，有心挑戰沙烏地阿拉伯在阿拉伯地位的卡塔爾也加入對王儲的叫板陣營中，王儲地位風雨飄搖。但川普當時在親沙烏地阿拉伯反土耳其的政策指引下，沒有運用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對王儲輕輕放過，錯失了推翻王儲的好機會。在王儲主導下，卡塔爾反而被一眾阿拉伯國家斷交孤立。

拜登在選舉時說，要把王儲變成「國際棄兒」（pariah），上任後，公布了美國情報機關的卡舒吉遇害報告（指王儲下命令），又停止支持沙烏地阿拉伯在葉門的戰爭，更嘗試停止對沙烏地阿拉伯的軍售。然而，王儲早就站穩腳跟，拜登的政策對王儲的地位絲毫無損。現在拜登不但同樣無法放棄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結盟，反而有求沙烏地阿拉伯增加石油產量，於是也只能和王儲碰拳言歡了。

最後，拜登也無力阻止土耳其在中東的崛起。2016年歐巴馬總統期間，土耳其發生了企圖推翻埃爾多安的政變，結果被埃爾多安奇蹟般地逆轉過來。埃爾多安隨即走上「去世俗化」的道路，也點燃起「重返中東」，成為伊斯蘭領袖的雄心。

埃爾多安走上「去世俗化」道路，也點燃「重返中東」成為伊斯蘭領袖的雄心。（美聯社）

土耳其重返中東政策正值川普執政時期。川普對埃爾多安非常看不上眼，在政治上和經濟金融上施以重壓，土耳其貨幣匯率大跌。這時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也擔心土耳其做大，土耳其正是利用沙烏地阿拉伯王儲殺害卡舒吉的醜聞，同時反擊了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總而言之，土耳其頂住了美國的壓力。川普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土耳其在中東崛起。

當然，在土耳其問題上，我們無法怪責川普無能。卡舒吉事件發生之後，即便換上民主黨政府也一樣沒辦法（甚至可能更糟糕）。最近幾年，我一直在說埃爾多安在國際關係上「雄才大略」，事實不斷證明如此。卡舒吉事件算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但也要埃爾多安會操盤，才能充分利用。

如果不信服，那麼不妨看看現在的烏克蘭戰爭中，埃爾多安如何縱橫捭闔，各方面的分寸都掌握得當，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優勢，把土耳其變成國際斡旋的中心，獲取最大的國際能見度和戰略利益。

土耳其譴責俄國侵略，支持把俄國驅逐出人權理事會，在道義上沒有失分。土耳其揚言要封鎖進出黑海的海峽，令俄國有所忌憚。土耳其積極調停俄烏雙方，積極有為，和躲在背後光說不做的負責任大國形成鮮明對比。土耳其沒有和盟國一起參與制裁，盟國也沒有責怪，因為知道土耳其這種立場有助保持外交渠道。在北約急著接納瑞典芬蘭時，土耳其以北約成員身分向瑞典芬蘭施壓，兩國也只能低頭同意不再支持庫爾德工人黨。土耳其轉過頭又利用俄國有求於自己，獲俄國和伊朗默認土耳其在敘利亞的出兵，相當於要俄國和伊朗出賣「挺俄四醜」之一的小弟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土耳其還和中東對頭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言歸於好，奇蹟般地作為對中東事務有野心的本土國家，還能同時和中東冤家沙烏地阿拉伯伊朗都能保持不錯的關係。中亞突厥國家哈薩克斯坦在俄國入侵烏克蘭的陰影下急著脫俄，普京不敢翻臉，土耳其背後的支持肯定非常重要。「突厥國家聯盟」進一步成形。

總而言之，土耳其突然看到了一個能讓自己憑藉其關鍵地理位置和關鍵國際政治位置，而一躍成為國際大國的黃金窗口。但如果沒有埃爾多安的國際政治手腕，很難百分百地用盡了自己的優勢，把潛力變現。拜登當然很不喜歡看到土耳其坐大，但現在也同樣是路徑依賴，無可奈何。

拜登在中東和中國的政策，似乎都延續了川普時期的立場。然而兩者有本質區別。

在中國，拜登本來就無意改變川普時代的政策，但在方法上，卻「拉幫結派」，重組抗中同盟，比川普一股蠻力，單打獨鬥，對中國的壓力更大。AUKUS三國海洋同盟、供應鏈韌性計劃、印太經濟框架、G7全球基建計劃、北約全球化等，都是拜登時代的成果。

相反，在中東，拜登原先不乏希望改變川普政策，然而川普時代的措施造成的後果都不可能回退，時機錯過了就沒法再來一次。除了以上四個具體問題，更重要的還是宏觀上，川普把美國在中東的角色轉變了，從一個領導者、操盤手，「退位」成一個角逐者。要知道，建立領導地位難，從角逐者重新「加冕」為領導者更難。正是由於這種路徑依賴，拜登有心無力。

當然，無論川普還是拜登，在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國之後，對中東本來也是戰線收縮的。美國現在對中東的能源依賴也大大降低了。拜登希望沙烏地阿拉伯增加產油，不是因為美國要進口更多的沙烏地阿拉伯石油，而是沙烏地阿拉伯增產可以降低油價（因為石油是全球市場）。中國反而成為中東最大的買家。經濟關係減少，必然跟著政治關係的減少，這只是多少和早晚的區別而已。

在拜登出訪中東之後不久，俄國總統普丁也出訪伊朗，進行俄土伊三方會談。中國在中東更是銳意進取。

拜登在中東之行中說，美國不會走開而留出真空讓俄國和中東乘虛而入。這當然並非完全無法做到，但必須很高超的外交技巧。從這個意義上說，拜登儘管在中東之行沒有實際收獲，但總算開始推動中東外交，也不能說毫無意義。

然而，中東地區，可能是美國在所有區域板塊中，最需要講求「現實主義外交觀」的。現在拜登政府最大的障礙，可能還是在民主黨內部的進步派，基於意識形態，在以上四個具體議題上都和現實脫節，他們反而可能成為拜登中東外交的阻礙。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