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選舉告一段落，選舉不但依舊沒有走出「欽點」的套路，相反，這次欽點比以前更明顯。在港人日益高漲的民主追求與中國越來越保守「求穩」的反差下，這難免讓人對香港的民主前景感到失望。

對此，中國並不認爲有太大問題。有關香港的民主，中國一個通常的反駁的說法就是，英國沒有在香港推行民主，而中國已經在香港推行（假）選舉，「民主一直在進步」，沒有推行民主的英國有何資格指責中國沒有在香港實現民主呢？

不得不承認，港英在推進香港民主上做得相當不夠，尤其是香港總督一直是英國委任。但亦必須澄清另外兩個問題：第一，港英有否嘗試在香港推行民主？第二，如果沒有的話，其原因是什麼？

二戰結束後，由於四個方面的因素，即英國實力下降、殖民地民族主義的興起、美國在去殖民地化問題上給予英國的壓力、以及英國自身光榮撤退的理想主義思潮，使英國在很短時間內在其二戰前廣大的殖民地上推行「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絕大部分殖民地都順利取得民主而獨立的地位（印度、巴基斯坦、錫蘭、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少數沒有獨立的殖民地也實現了自治和民主（福克納群島與直布羅陀）。而香港卻是幾乎唯一的例外。

英國沒有在香港大力推行民主的因素

英國難道就對香港人這麼絕情，要故意讓他們成為民主世界的棄兒？當然不是，英國之所以在50～70年代沒有在香港大力推行民主，主要有幾方面的獨特因素。

第一，中共的反對。

這條中國幾乎不提及的理由是至關重要的原因。早在二戰之後，港督楊慕琦（Mark A. Young）就已經開始嘗試推行本地化計劃。他首先廢除了沿用已久的種族隔離制度，讓華人可以更大程度地參與政治活動和公共管理。比如，在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中，華人和西人的人數相等。他還計劃設立以華人和西人相等比例的市議會：「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

但是楊慕琦計劃除了一些具體細節存在爭議之外，還受到來自中國的反對壓力。中國政府擔心，英國一旦在香港推行民主化，就會導致香港的自治乃至獨立。這種擔憂在中共1949年奪得大陸政權之後越加嚴重。為了保住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地位，英國是西方國家中唯一很快就承認了中共政權的國家。港督認識到，對於香港的地位和香港的人民來說，民主是次要的，而如何保證中國不武力收回香港更為關鍵。於是在推行民主的步伐中，英國不得不長期顧忌中共的反應。（北京行人地下道裡的塗字／維基百科）

英方檔案中提到，在1958年，中國總理周恩來通過來訪的英國友人康德黎（Colonel Kenneth Cantlie）向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傳話：

「（任何將香港變成像新加坡一樣的自治領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With regard to Hong Kong there was an important point he wished to put forward personally to Mr. MacMillan, or at least to his deputy. A plot, or conspiracy, was being hatched to make Hong Kong a self-governing Dominion like Singapore. This had the approval of several members of the British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He wish Mr MacMillan to know that China would regard any move towards Dominion status as a very unfriendly act. China wished the present colonial status of Hon Kong to continue with no change whatever.

1960年，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和香港工會代表開會時，批評美國人建議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並警告英方：「若這個（類似美國的）建議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

當中意思很清楚，一旦英國在香港推行民主的自治政府，那麼中國就會立即武力「收回」香港。因為中國很清楚，當時如果香港走向民主，就必然會導致獨立的結果。這是因為香港當時大部分人都對共產主義心懷不滿甚至深惡痛絕，他們很多人就是因為懼怕中共的統治而逃到香港的。

中國之所以暫時不收回香港是因為中國需要香港，因為那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和西方打交道以及進口物資和獲得外匯的口岸。在朝鮮戰爭期間，如果沒有從香港走私進口的西方藥物和物資，戰爭的結局難以預料。因此，中國可以容忍甚至支持英國在香港的統治，但是如果香港走向獨立，這是中國所萬萬不能允許的。

儘管在公眾的意識中，香港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但一個較少人知道的事實是，中國一直反對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為根據聯合國對殖民地的「居民自決」的精神，殖民地的命運由當地人所決定。因此，如果香港是殖民地的話，那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獨立。所以，在中國的堅持下，香港（和澳門）後來被從聯合國的殖民地列表中除名。這也是香港沒能自決獨立的原因（在此後《香港爲什麽沒有獨立》篇，我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民眾對民主的追求不高。

香港在戰後經歷了多次的移民和難民朝，這主要包括1949年和以後中共歷次運動及文革中逃難到香港的人，他們極大地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儘管在香港沒有民主，但是和在大陸所受迫害相比，這些人已經感到自己極為幸運。對他們來說，感激英國人的庇護還來不及，更罔論向英國爭取民主了。

當時很多人都把香港視為一個客居的地方，作為向西方繼續移民的落腳點。這時很有名的一句話就是：香港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既然對香港如此沒有歸屬感，自然也少有人去爭取民主了。

此外5、60年代，香港的經濟並沒有起飛，廣大香港人仍然處於貧困之中，大批的大陸移民更加嚴重地增加了香港的經濟壓力。香港人首先考慮的是維持溫飽，而較少考慮民主的問題。

因此在5、60年代，香港人由於人口構成極為激烈的變化，沒有整體的歸屬感，也沒有對在香港實現民主的追求。

第三，對民生的改善和港人意識的培育先於民主。

1967年由香港左派發動，得到中國背後支持的六七暴動，以暴力「抗英」的形式，對平民製造無明確目標之爆炸及有目標之刺殺等暴恐事件，令多位無辜平民喪命，其中包括批評暴動的播音員林彬，以及一些無辜的兒童。港英政府出動軍隊平暴。六七暴動有其獨特的合理背景，但總體而言不得人心。因此，這件事反而令廣大港人進一步意識到在港英政府統治下對比內地的優越性，提高了港英政府的聲望與合法性，而港英政府也意識到培養本土歸屬性的重要性，從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當時的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本來就有意推動香港的民主，但是在六七暴動和中國的壓力之下，他從最初成立民選議會的構想退到成立諮詢機構的建議。他設立了民政處制度，擴大了各類諮詢機構，成立民政司。形成了首先從民生方面進行改革，進而培養香港人歸屬感，再進行民主改革的思路。

在戴麟趾和其後的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治下，香港作出了幾項本質性的變革：首先是大規模的基建，特別是「居者有其屋」計劃，讓絕大部分香港人得到了有尊嚴的棲身之所；其次是免費教育，讓港人有了更理想的接受教育的機會；最後是廉政公署，香港從一個全民皆貪的貪腐社會一舉成為世界最廉潔的政府之一。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以及70年代香港經濟的起飛，讓香港人成為一個值得驕傲的群體。正是因為這些社會的變遷，才令香港有了進一步發展民主的基礎。

為什麼在80年代推行民主？

在中國的宣傳中，英國是在知道香港回歸後才匆匆給予香港民主，以達到「攪亂香港」的目的。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其實早在60年代中開始，香港就開始新一輪的推進民主的方案。在60年代末，香港發表《地方政制改革報告書》，開始擴大市政局的選舉議席，賦予市政局法定地位，並提升其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職權，而且市政局主席通過議員互相選舉產生，而不是由長官指定。

毋庸置疑，港英有決心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在70年代末之前，基於中國的反對和條件的未成熟，才未能完成推行民主的計劃。這兩個制約因素湊巧都在70年代末都被大大地改善。在條件上，隨著香港人凝聚力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無可避免地自發出現了民主的要求。70年代末，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運動已經開始風起雲湧，比如中文運動與和平學生運動。而另一方面，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中國和鄧小平見面後，基本確定了在1997年香港最終回歸中國的前途，無非是以何種形式歸還中國而已。

港英在香港推行民主，其最主要的理由是要保障香港的社會生活制度。在80年代初期，香港出現因為中國收回香港而導致的信心危機，只有加快民主政制的推進，才能在97之前鞏固香港的制度，維持港人剛剛建立不久的凝聚力（民主一旦得到，就很難走回頭路）。港英其次的考慮是要為香港光榮撤退做準備，代議政制的推行正是最終達致港人治港的必須階段。第三是回應港人的民主訴求。

中國對港英推行民主也有多重的考慮。一方面，儘管中國對港英積極推行民主頗有微詞，但在香港大局已定的情況下，中國並不擔心香港因此而走向獨立。而另一方面，中國也深知，如果在香港不推行民主，將無法挽回《中英聯合聲明》後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無法阻止大規模的移民潮，而中國並不希望香港變成一個沒落的城市。80年代的中國領導層相對開明，他們既有意維持香港的地位和體制，亦希望香港的一國兩制可以作為台灣的示範，甚至不乏作為整個大陸推進民主的試驗田之考慮。因此在總體上，他們接受英國在香港推行「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的理由。

制約香港民主的不是港英政府

正是在這些綜合因素之下，港英加快了在香港推進代議政制的部分。在1980年，香港推出《地方行政白皮書》，全面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為港英退出香港作準備。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港英再次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和《代議政制白皮書》，確定1885年立法會議員完全由選舉產生。中國對此儘管有不滿意，但也沒有強烈反對港英的民主推行計劃。一個證明就是，當時香港政制的推進必須通知中方，中方並沒有對此進行阻礙。

中國和英國在香港推行民主的真正矛盾源於80年代末的六四事件。在此風波後，英國在香港民意之下，力求在中英協議的框架之內以盡可能短的時間給予香港最大的民主，以確保香港的民主在回歸後不會大幅退步。由於民主的推進需要在中英協議的框架和中英協商的情況下進行，直選港督無疑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甚至連全面直選立法會都不答應。彭定康在政制改革中精明地利用了中英協議中的漏洞，把功能組別選舉的選民基礎擴大到個人票，又提出新九組，最後變相地實現了1995年立法會的全面直選。他因此被中國斥為「千古罪人」。中國廢除「直通車」，「另起爐灶」，選出1997臨時立法會議員。中國和港英關係墮入最低點。

可見，從港英戰後在香港的民主推進歷程來看，港英在香港並非不願推進民主，而是在現實的條件下不得不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港英最後在香港實現了立法會的（變相）全面直選，卻沒有能在香港回歸之前實現最高領導人普選，其制約方並不是港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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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