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洛西的飛機順利降落松山機場，香港和大陸好些真心愛台灣的有識之士懸著的一顆心也落了地。回答他們的憂慮，我總是用一句台語：「安啦！」台灣人從小嚇大，這兩天照舊吃喝玩樂，關注雞毛蒜皮，安啦。

台灣是有過不安的歲月，內憂外患，非常不安，人所周知。這種不安感也瀰漫在電影裡，尤其八十年代以來的「新電影」，直到有一部電影淋漓盡致地把不安用最暴力最放肆也最絕望的方式釋放出來，這部電影就叫做《少年吔，安啦！》，1992年拍成，最近修復重上院線。

少年最敏感，時代的不安總能投放在他們身上，台灣以外也一樣，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陳果《香港製造》、大島渚《少年》、大友克洋《阿基拉》、哈莫尼.科林《Gummo》、胡波《大象席地而坐》…各自呼應不同時空的焦灼。

《少年吔，安啦！》也焦灼，但是沒有把政治一筆帶過作為背景，而是有條不紊地把八十年代台灣政治的最暗面：黑幫文化，細細分拆滲進每個在那樣一種食物鏈最底層游弋的各種角色裡──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實質上還不如亞瑟.佩恩《Bonnie and Clyde》裡的亡命之徒，任成人世界宰割而已。

《少年吔，安啦！》是個體悲劇，相對於《悲情城市》的群體悲劇，在藝術接受心理學上其實更讓觀者難受。因為它基本遵循了希臘悲劇的絕招：你目睹一個人向自己的厄運一步步靠攏，你洞若觀火，厄運的當事人卻懵然不知，你欲施救而絕不可能，電影裡每一個細節都在加重厄運，都在強調命運的引擎一旦開動就沒有停下來的機制。

台灣是有過不安的歲月，內憂外患，非常不安，人所周知。這種不安感也瀰漫在電影裡。（《少年吔，安啦！》電影宣傳照）

這個被厄運加速引向終點的人，是《少年吔，安啦！》的少年阿國，也是其他螻蟻眾生，在八十年代的台灣經濟「奇蹟」中，他們不是利益分享者，而是不合時宜的被遺忘被踐踏的那一部分。我們在電影裡看到阿國加速成長，從一開始唯唯諾諾被朋友被大人訓的弟弟，變成隨便跟人嗆聲的憤青，變成能有性魅力征服御姐的獨行俠。加速成長，加速殞滅，少年跳過了「捷哥」和「神經標」的中年江湖身不由己，對他而言未嘗不快樂。

當然，導致阿國獲得成長本錢的，是意外到手的一把、兩把槍，槍就像勃起性器帶領荷爾蒙狂飆，Happiness is a warm gun，披頭四不是早就唱了嗎？阿國動輒拔槍反制那原本要對他隨意宰割的成人們，像極了《的士司機》裡那個始終少年心態的羅伯特德尼羅，從被壓抑到獲得「話語權」到瘋狂報復，少年始終認為自己是無辜、甚至替天行道的。

盤古樂隊有一首歌《少年》，裡面反覆吟唱一句：「這個民族把所有的少年都打死了，只剩下了我們這些老年！」經歷一場暴風驟雨，少年就變成了老年，被提早來臨的死亡吞噬。《少年吔，安啦！》裡的敘事者阿兜仔，則因為歷史的縫隙得以倖存為少年。他在美國的媽媽，他那個始終在獄中的黑社會大哥舅舅，都保障了他不像那個一無所有的阿國，黑幫不會真的殺死他，他也永遠有退路。

但即便如此，他的身軀和眼神所承載的不安，卻甚於一無所有的阿國。為什麼？因為阿國是鋌而走險，阿兜仔是無因的反叛，他的臥室掛著的美國國旗，暗示了導演對「依賴美國壯膽」的反諷。不安，也是「不知該安放自己於何處」的縮寫。

據說，《少年吔，安啦！》裡的「安」是指那時台灣青少年濫用安非他命，我覺得這樣未免過於圖解和縮窄了電影的指涉範圍。但是，安非他命這個詞，倒真是很切合這部電影，「安，非他命」或者「這安非他的命？」都可以，少年步履不停，滾動的石頭不長苔，阿國阿兜仔向著荒野、天空、黑暗開的槍，至少撕裂了「黃金時代」、「太平盛世」的幻象。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