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22年3月由倫敦智庫Z/Yen發布的全球金融競爭力指標（GFCI），台北的金融競爭力位於全球66名，在亞太地區屬於後段班，許多後起之秀例如吉隆坡、孟買、曼谷排名都在台灣之前。就亞洲四小龍而言，日本與韓國分別有兩座城市入選並排在世界前三十五名，香港與新加坡更分別位列全球第三與第六，反觀台灣僅有台北入選，且遠遠不及其他國家的排名。
 

台灣的金融創新政策的保守治理風格，就好比台灣一直以來追求教育改革「要多元管道入學、特殊選才」，但因為台灣制度結構因素影響，在實際落實政策教育時，時下觀念仍以不犯錯、考高分為教育目標，少部分有特殊的天賦與興趣的學生則受限於教育體制的僵化，沒辦法發揮自身才能，未來自然也沒有創新的可能。同樣的，我們的金融環境一面高喊要創新要開放，在政策面相較於新加坡、澳洲等國卻相當保守，未能起到「政策先行」帶動金融創新的思維轉型，以因應各國於金融創新的競爭。
 

借鏡國際：監管邏輯與態度，決定成功模式

以亞洲為例，三個金融重鎮分別為香港、東京以及近年來急起直追的新加坡。其中，香港以自由的資金流動和金融法規吸引外資進駐，東京則是背靠全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兩者都有台灣難以比肩的優勢。

新加坡則不然，以有限的經濟體量，近年來政府積極引導金融科技的發展，成為全球第四、亞太第一的金融科技中心。僅僅比台灣早了兩年引進沙盒制度，不到十年，台灣已經被新加坡遠遠甩下。究其原因，台灣在金融監管一向審慎，而新加坡則採取「差異化監管」，同步納入「發展與監管」的機制，讓低風險的創新加速落地，高風險的金融科技仍然受到嚴格監管，如此能兼顧創新效率與風險管理。有效監管、彈性開放的制度設計，孕育出無數金融新創，新加坡也成為全球投資人趨之若鶩的標的，帶動了整體金融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其效果甚至外溢到周邊東協國家，讓新加坡得以狹技術與先發優勢，拓展海外市場，打破天生體量的限制。

近年來金融科技迅速發展的澳洲，其規模從2015年的2.5億澳幣成長到2021年的40億澳幣。另外，澳洲擁有3個世界百大金融科技城市，並在金融科技的全球總排名達到第6位。澳洲金融科技的快速崛起離不開政府政策的支持，尤其是主要負責金融科技監理的財政部採取的開放穩健的態度，才能打造出AfterPay和Zip等走入國際視野的金融新創。比方說，澳洲在2017年首創消費者數據權的概念，並詳盡的規範了相關的實務操作，一方面保障消費者，一放面為開放銀行打下良好的基礎。

擺脫乖寶寶文化才有創新可能

台灣的金融政策以保守穩健路線為主，穩定健全的經濟政策為台灣的產業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然而，台灣的金融監管對於外資、改革、新產品與科技往往較為謹慎，難免守成有餘、創新不足。

例如凱基銀行當年作為最早投入沙盒實驗的業者之一，希望與中華電信交換大數據達成雙贏。在沙盒實驗成功以後，卻因當時的法規尚未允許此類型的資料互換，不得不停止試辦。人類近20年科技發展完全是爆炸式的飛躍，近代幾乎是每二十年生活就改變一次，現在智慧型手機的計算能力是過去用來計算發射到太空的算力，而我們的管理思維卻反其道而行，凡事卡在一個「等」，等到主管機關同意核可，時機與技術早已落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J. Shiller表示對金融監理開出的處方是實踐金融民主化與人性化，民主化指金融(包括金融科技)能造福人民，有利於更好的市場經濟運作。金融創新當中充斥了機遇與挑戰，不允許業者犯錯的乖寶寶策略，培育不出解決民眾痛點的產品。

降低對創新的恐懼讓金融革新不再等

台灣坐擁數量眾多的高科技人才、健全的政府體制與穩健的經濟環境，理應成為金融創新良好的土壤。而穩健有餘、開放不足的法規環境，金融業儘管有不遜於國外同業的創新想法與技術，卻難以落地，或是漫長等待核可，錯過了推出創新商品的最好時機，導致台灣目前在金融科技的發展上落後其他已開發國家許多。

創新或許帶來風險，然而不創新、被時代拋棄的後果或許更加嚴峻，這在國際間已有太多破壞式創新消滅守成企業的案例。而要能調整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監理模式，不僅在於態度與觀念的轉換，更重要的是立法與監理機關能夠對新興科技與數位技術快速學習、多與業界實務切磋、了解業務實際需求與痛點，降低因不了解而帶來的恐懼。如此我們的金融產業才能贏來創新的資本，強化台灣經濟結構及金融產業轉型，朝真正的永續金融邁進。

※作者為資深財經記者，曾於香港從事金融相關產業，近年定居台灣。現任獨立研究員，關注美中台財經訊息，針對台灣金融市場動向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