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春橋獄中家書》之二

驀然回首，10月革命已一百年了，我在讀《張春橋獄中家書》時，發現他多次懷著感情說起10月革命，他是1917年生人，正與10月革命同齡，1976年他從權力的寶座上突然跌落，餘生淒然，雖以高夀而終，一直活到2005年，還有近30年的漫長時光，但從他的家書中看不出他有什麼反省，無論面對國族的命運，還是世界人類的命運，他依然固守著原來的思維方式，以他熟悉的那套階級論話語思考世事，難得的是字裡行間透出了幾分樂觀和自信，沒有階下囚的喪氣和遲暮老人的暮氣。當然，他執筆寫信的時候，心中也不是沒有過慮，因為這些信要經過檢查，他並不能完全暢所欲言，但家書還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傳遞出他真實的思想，窺見他的內心世界。

1998年12月20日，他在寫給女兒維維的家書中說：

「有一個問題，都怕談，又不能不談，只好轉彎抹角地說一點。這個問題就是革命。我欣賞葉爾欽，他比較鮮明。在10月革命節，他以沙皇的口吻說：革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早已下了命令，取消了10月革命節，為什麼又總是念念不忘這個10月革命，年年在這一天咒駡一番10月革命呢？他心裡怎麼想，我們不知道。我以為這只是一種自我安慰，好像經過他的金口這樣一說，革命就真的一去不復返了。

我想，把葉爾欽的話改一改，可能更接近實際，接近真理。我想應當這樣說：資產階級革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無產階級革命還剛剛開始。」

 

他在信中談到葉爾欽不是第一次，早在1992年1月21日，蘇聯解體不久，他就在家書說：

「我覺得葉爾欽這個人很可愛，他公開講反對共產主義，雷厲風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場經濟，不像戈巴契夫那樣羞羞答答，拖泥帶水，明明是搞資本主義，卻打著蘇聯、蘇共、『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類旗號。葉爾欽的可愛之處，就是他能夠擦亮蘇聯人民的眼睛，啟發人民的覺悟。當然，他的真面目還是掩飾起來的，不然早就被識破了。」

當張春橋紅極一時，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之日，1931年出生的葉爾欽還在蘇共的地方黨務系統默默無聞，1976年才當上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那時他恐怕不會聽說葉爾欽其人。他晚年目睹蘇聯的解體，共產主義大廈在10月革命的故鄉轟然倒塌，對葉爾欽當然也不會有好感。他一輩子活在無產階級革命帶給他的生活中，成敗毀譽都與這場革命綁在一起，他不能接受革命一去不復返的事實。即使在1998年，他已經81歲，革命仍然是他繼續生活下去的有力支撐，此外也就是親情。他不能否定他心中的革命，所以，他才會說：「無產階級革命還剛剛開始。」

他的革命想像並沒有因時代變化而動搖，回顧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他認為各國資產階級都已成為反對革命、告別革命的人了，他相信只能靠無產階級革命，蘇聯的解體是資產階級復辟，「並不證明俄國無產階級當初不該革命，而只是證明俄國無產階級缺乏經驗，沒有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他說葉爾欽說錯了，「既然10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國主義的索【鎖】鏈，為什麼不會再一次突破呢？這只是開始，不是終結。」

那時，他通讀了150萬字的《世界通史》，又不停地關心國際時事，就是想理解急劇變化的這個世界，對於10月革命故鄉的變化尤為揪心，他說葉爾欽那裡的事證明，「氣勢洶洶地篡奪了蘇聯勞動人民幾10年革命和建設成果的俄國資產階級也是一批蠢貨。」說他們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送給歐美資產階級瓜分，日子越來越難過。也是在這封1999年1月20日寫的家書中，他提到自己讀《世界通史》最後的大事年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重大事件，特別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就出生在這些重大事件發生之後，他一生的命運與此相關，他的思想形成與此相關，他的無產階級革命情結永遠都解不開。他說：「100年，彈指一揮間，誰敢說世紀之初不又是一個革命高潮呢？」他認為巴黎公社、10月革命是上個世紀最偉大的試驗，「21世紀將會有更偉大的歷史連續劇上演！——這就是我在1999年之初的祝願。」

1999年8月21日，他給女兒寫信又一次提到葉爾欽和10月革命，他說葉爾欽想駕馭矛盾，矛盾卻按它自身的規律發展。「10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不過上萬人，在矛盾發展到尖銳的時候，竟自能夠把舊世界掀翻了。我還是那樣想：革命遲早總要來的，也許就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點。」

我想起1915年出生的顧准，張春橋的同時代人，他們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早年捲入革命洪流，1949年後都在上海工作，顧准最初的地位要比張春橋還高，兩人後來的遭遇很不一樣。顧准在1974年離世之前留下的獨白，已經在反省他們走過的這條道路—「1917～1967年，整整50年，歷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這50年提出了以下這些問題」：

1.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2.1789年、1870年、1917年，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還有另一股潮流，兩股潮流在交叉嗎？怎樣交叉的？它們的成果可以比較嗎？前景如何？

3.1789年、1870年、1917年，設定了一個終極目的。要不要從頭思考一下這個終極目的？

這都是張春橋當時不可能去想、終其一生恐怕也沒有想過的問題，即使那些被囚禁的長夜，也沒有令他觸及這樣的問題。1967年正是他登上「文革」舞臺，風雲際會的開始。但他們最終的命運又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他們其實都被這場革命吞噬了，只是他們的思想已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從1967年到今天，又過去了整整50年，在10月革命100年後，歷史還在提出新問題，張春橋家書中的私語—「革命遲早總要來的」，是否還會有人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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