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有上臉書被「祖」的經驗，有的人因為留言導致帳號被暫停使用，有的人被「禁言」一星期或30天不等；多數人碰到這種無奈的狀況，總是申訴無門，摸摸自己鼻子了事。如果，你可以吞忍這些跨國社群平台審查你的言論，決定它可否在網路上流通；為何對於政府針對在網路上流通的錯假訊息與仇恨爭議言論，透過法院的審查可以讓它下架的立法行為如此氣憤不平？畢竟，政府濫權的責任還可以追究，被平台「欺負」卻往往投訴無門。

的確，大型網路平台已經深入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成為一隻權力巨獸；若能有限度地引進國家的權力，透過行政與司法的管制以及個人的三方協力，其實更有機會建構一個更好的網路環境，這才是此時討論《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初衷。

《數位中介服務法》的前身是2014年的《電子通訊傳播法》草案，因為2016年政黨輪替後的屆期不連續，2017年行政院又送出了《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近年來網路犯罪越趨惡質化，舉凡上傳私密照片到色情網站卻無法即時下架，公然以一頁式廣告進行詐騙確又難以追蹤（如這次柬埔寨事件）等等。一個透過法院審查，較為快速的「（緊急）資訊限制令」就此出現在草案裡。

草案第18到20條的「（緊急）資訊限制令」之所以引發爭議，在於它與民主國家言論不得被行政權事前審查的通則相衝突。所謂「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為避免或減輕公共利益危害」是什麼？即使有法院的審理，也可能造成行政機關的濫用。而所謂法院審理前暫時加註「可能是不實訊息」作法，也可能傷害人民的表意權；設若法院最後裁定與行政機關不一致，行政機關的責任又何在？況且，新聞實務上，多的是「現在被稱為假，之後被證明為真的」訊息，憑什麼讓行政機關來認定（雖然也要經過法院覆核）真假？

基於此，對《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立法有幾點建議：

第一、應對境外勢力介入的錯假訊息其實仍有許多法律工具，諸如《刑法》、《社維法》，甚至是《反滲透法》。但如果上述法令都無法解決的問題，何以認為可以透過《數位中介服務法》畢其功於一役？在主管機關發動的「（緊急）資訊限制令」與防堵錯假訊息之間，應該盡力思考其他可能的途徑。

第二、可考慮大幅限縮草案第18到20條「（緊急）資訊限制令」的適用範圍，將矛頭對準明確的刑事犯罪，諸如私密影像、個資的流通、網路詐騙以及「極為明確的仇恨言論」，而不對籠統模糊可能違法的政治言論進行管制（特別是以《社維法》認定的網路謠言）。若能區分該被管制的言論類型，這當可大幅減少箝制言論的疑慮。

第三、加重平台的責任與透明度，諸如，要求平台對於內容審核機制提出完整報告，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使用者救濟制度，讓外界知悉平台使用規則。簡單講，既是「數位中介」，相較於狗吠火車的個人使用者，政府更該要求「中介」的平台商負起責任，提供更為合理的網路使用環境，而非自己扮演言論審查者的角色。

當訊息透過網路，可以更快更未經修飾的面貌傳遞到受眾面前時，其實已經打破了昔日的媒體守門概念，網路平台的監管也成為全世界民主社會所共同面對的新課題。時至今日，網路不是「該不該管」的問題，而是「怎麼管」的問題。《數位中介服務法》試著處理這些價值衝突，只是討論的開端，別用互貼標籤的方式抹煞這些努力。

※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