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adenfreude 這個德文單字沒有英文對應詞，意思是：從另一個人的不幸中得到的快樂，這個字完美概括了我看到那些自負自大、自以為是的人在公共場合出醜時的感受。我的台灣妻子認為中文有很貼切的對應詞：幸災樂禍。

當某些演員、歌手或體育人士之類的名人說或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時，多半可以被原諒，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對這些人而言，任何宣傳都是好的宣傳。即使他們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個徹頭徹尾的傻瓜，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影響，而且通常對他人的影響為零。這些人謀生的定義很大程度上，僅僅意味著娛樂。

但是當一個政治人物允許他們的傲慢和自負，在公共場合公諸於世時，對我們這些其他人的影響，會比以上那個情況更嚴重點，儘管幸災樂禍還是很有趣。

現在我們來看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例子，他可以說是非常勇敢地決定接受德國之聲(DW)的一對一英文專訪。我不知道同意受訪時，他或他的新聞幕僚在想什麼，也許他們認為這會像是台灣媒體採訪他一樣，輕鬆容易不費吹灰之力。

我猜他們懶得研究一下可能的採訪內容，也不想去看看德國之聲最近的其他專訪。如果稍稍研究，他們就會知道德國之聲的記者在採訪政治人物時，很可能會非常咄咄逼人。

儘管如此，朱立倫的幕僚彷彿忽然把他的眼罩扯下來，讓他踉踉蹌蹌地步入一個地雷區，在那裡他幾乎踩到了每一個地雷。起初我有點同情他，因為這個採訪顯然超過了他能力所及，但漸漸地我的幸災樂禍被點燃了，我開始享受這個奇觀。

緊跟著他最大的錯誤──也就是接受這個採訪──他很快地進入一種古怪的風格，給了一連串沒有意義的答案，然後不停打斷採訪者，以為他還在和溫和的台灣媒體打交道。

他說話冗長、漫無邊際、而且陳述顯而易見，答案看似複雜卻沒有真正的意義。這很像是一場車禍的慢動作，而主角在其中掙扎。

當被問及最近的政大民意調查顯示國民黨支持度僅有 14%，民進黨為 31.1%，民眾黨為 7.8% 時，他說：不要給我們任何從民調中得到的錯誤訊息，還表示該黨支持度正在上升，並且預測國民黨將贏得年底的選舉。

接著他明智地認為訪談不如他想像中順利，此時就像是飛行員從燃燒的飛機上跳傘逃脫一樣，他突兀地用「謝謝你的訪問，時間到了」結束了這個與國際媒體的採訪。

朱立倫接受DW訪問，說話冗長、漫無邊際，答案看似複雜卻沒有真正的意義。（圖片擷取自德國之聲專訪影片）

在我不算短的新聞職業生涯中，我採訪過許多政商人士，我認為期待他們像我一樣做好充分準備，不會以胡言亂語或陳述眾所周知的事實來侮辱我，是不合理的要求。

到目前為止台灣媒體與國際媒體關係並不大，很明顯地有些台灣政治人物根本不明白這一點。 這麼說吧，當拳擊手爬上擂台比賽時，他應該知道他的對手有什麼能力，也該明白被打敗的風險是什麼。

在我看來台灣媒體通常為政治人物提供相當輕鬆的服務，他們要不是跟採訪對象站在同一陣線，就是無法提出真正觸及核心的問題挑戰他們。因此有些政治人物對媒體不屑一顧，而媒體似乎也缺乏權威性去對他們進行適當的問責。

在這個德國之聲的採訪中，另一個明顯的背景因素是國民黨仍然相信它是台灣理所當然的執政者，原因僅僅因為歷史和他們在台灣執政了這麼久。在西方，此類團體的集體名詞是「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

建制派是 1950 年代英國記者費爾利(Henry Fairlie)首創的一個術語，他說：「我所說的建制派，不僅是指官方權力的中心，雖然那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是指在整個官方和社會關係中行使權利的環境。」

國民黨可以說是台灣的建制派，他們還不習慣已經失勢，更糟的是還如此不得人心。鑑於他們從1949年到1987年間以戒嚴法統治台灣，而那些年的行動也留下了一些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他們的認知，也就是掌握政治權力靠的是有錢有勢的朋友，因此他們的心態其實並不奇怪。

而也正因為他們根本不習慣失去權力，因此繼續表現出傲慢和自負，這似乎讓他們相信民進黨執政只是暫時的噪音，很快就會消失。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覺得可以在明顯準備不足下接受採訪，然後嘗試控制發言而不嚴肅回答問題，進而在感覺採訪不如自己預期順利時就站起來離開。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反對黨領袖出現在像德國之聲這樣的國際媒體上，然後表現得亂七八糟，只會使台灣在國際間看起來很愚蠢，而鑑於台灣目前受到全球關切，台灣的形象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陳腔爛調不是萬應丹，面對熟悉的本國媒體時，政治人物或許能藉此僥倖逃脫，但在與國際媒體交鋒時，你真的需要說些新的東西。

再不然，禮貌地拒絕此類採訪要求也是個選擇，直到你有足夠的信心，或者言之有物，或者覺得自己真的反應夠快到可以脫離險境，再接受採訪。

※作者曾任路透社亞洲金融總編，南太平洋總編，南亞總編，北亞總編，退休後的台灣女婿，目前旅居八里左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