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日前出版的解密外交檔案顯示：德國當年的確私下向俄承諾，拿「阻止北約東擴」作為條件，交換莫斯科「支持德國統一」，並同意讓統一後的德國繼續留在北約裡（隨後德國亦力促北約公開承諾不東擴，但遭美國拒絕）。也因此，從俄國的觀點來看，稱北約東擴是西方（更確切來說是德國）背信，嚴格來說也並非全然是普丁的被害妄想。德國當年帶頭造出的這項歷史業力，被普丁反過來利用，將之扭曲宣傳為入侵烏克蘭的藉口。

明知山有虎：以歐洲安全之名，堅持經濟通俄

一九九八至二○○五年，政權又回到了社民黨的手上，而聯邦德國的東進政策在總理施羅德主政下，被推向全新的高度。此一時期是後冷戰秩序下承平的年代，人們對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抱持樂觀的希望，以經濟互依代替軍事外交對抗是主流趨勢，而甫任總統的普丁在當時也表現得像是推進俄羅斯民主化的希望領袖。

普丁以此進步形象，於二○○一年到德國聯邦議會以流利德語發表的親歐演說，即擄獲不少德國政壇人士之心。二○○三年，美國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而與反戰的德國起摩擦，隨即引發後者批美疑美的浪潮。普丁趁機拿擴大能源貿易的優渥條件拉攏德國，以德俄經濟互賴作為德美夥伴關係替代方案。

自此，「北溪天然氣管線」、「保持戰略等距」、「（從里斯本到海參威的）歐洲安全建構」等概念開始在德國政治的場域頻頻曝光，政壇同時也出現了被稱為「懂普丁之人」（Putin-Versteher）的光譜與輿論：在此，和平主義傳統、反小布希政府之情緒、對俄歷史情感與補償心態、對過去東進政策的緬懷、對「西方中心主義」之自我批判，以及國際戰略替代方案思考等要素，一起被俄國廉價能源（及原物料）的巨大經濟誘因巧妙地無縫串聯起來。

自「北溪天然氣管線」等概念開始在德國政治的場域頻頻曝光，政壇同時也出現了被稱為「懂普丁之人」的光譜與輿論。（維基百科）

普丁更刻意加碼利用德國反省二戰罪責的記憶文化，宣傳俄國作為二戰受害國及德對俄的歷史責任，使得上述德國「懂普丁」的論述又被鍍上一層道德正確的金膜──受此風向的影響，史坦麥爾甚至曾稱：「興建北溪二號，是德國對俄的『應負道義』。」

此一論述所主宰的對俄政策，同時迎合了德國的利益與道義、理性計算與歷史情感，這種既能符合和解反省大義同時又能發大財的雙贏模式，網羅了從左到右、從社民黨到基民盟、從現實主義者到緩和政策之理想主義者的跨政治光譜支持（另外還有狂熱的普丁崇拜者，同時存在於極左與極右的陣營）。

這段時期親俄的代表人物當然就是總理施羅德。其與普丁私交甚篤，曾將後者捧為「純正無暇的民主派」（lupenreiner Demokrat），同時也是北溪管線的最大推手。施羅德卸任總理後隨即先後轉任北溪集團與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監事會主席，擔任普丁在德國的重量級說客。俄烏戰爭爆發後，施羅德頓時成為聯邦德國與社民黨在世人眼裡之汙點的象徵。黨內要求其退出俄國企業並退黨的呼聲高漲，但這位前總理始終不為所動，繼續為他的好友普丁辯護。

施羅德主導的德俄經濟互賴關係，在二○○五年後也被由基民盟與社民黨合組的梅克爾政府所繼承。梅克爾作為聯邦德國「局外人」式的非典型政治人物，沒有東進政策的政治包袱，其對普丁的認知也與施羅德大不相同──梅克爾相當清楚普丁的特質，稱其為「惡棍」，並稱北溪管線是為地緣政治野心服務、掐住德國的「惡魔計畫」。

但諷刺的是，面對普丁於二○○七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開始顯露對西方的敵意與擴張的野心之後，梅克爾政府卻反讓德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逐年大增。

二○○八年梅克爾阻止了烏克蘭與喬治亞加入北約，普丁隨即就在數個月之後進軍喬治亞。接著俄國在二○一四年併吞克里米亞後，時任德國經濟部長加布利爾在隔年批准了俄羅斯天然氣（Gazprom）收購德國的儲氣槽，並促成北溪二號的興建，直接損及烏克蘭利益。緊接著，普丁又在二○一六年繼續介入敘利亞內戰，可同年時任外長的史坦麥爾在訪俄演講時卻表示：「鑑於克里米亞與烏克蘭危機，德俄雙方更應加深交流，彼此尊重溝通。」

到了二○二一年九月，北溪二號完工準備啟用，普丁即陳兵烏克蘭邊境，接著不到半年就爆發侵烏戰爭，而此刻德國對俄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已從二○一五年的四五%攀升至史上最高的五五%。

總結梅克爾時期的德俄互動，可以得出一句話：普丁愈是肆無忌憚，基民盟與社民黨的大聯合政府就愈樂於受其「惡魔計畫」所制──但對此，德國當局卻反過頭來認為：自己正努力以經濟關係牽制普丁，以維持歐洲安全秩序。

如此離譜的錯誤，被耶魯大學東歐史家史奈德稱作是除了美國伊拉克戰爭之外，出於「舒適、犬儒又廉價之自我感覺良好」的二十一世紀至今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

普丁同情者們？德國的共犯性思考陷阱

導致此一重大錯誤的癥結點，如《時代週報》副總編輯烏利希之見，許多中規中矩標榜理性的政治人物、幕僚、智庫們在很大程度上也都落入了一種共犯性的思考陷阱，不但無法即時校正錯誤，還每每以看似冷靜負責的論述和決策助長了災難性的後果。而總結整個東進政策五十多年來的演變歷程，我們大體可以勾勒出來，源自該政策歷史遺產的思考陷阱是如何出現的。

首先不能忘記的是，東進政策最初是因應國家分裂的特殊處境而被端出的策略，早先布蘭特版本的東進政策之所以能成功，是同時建立在──一、北約軍事嚇阻的能力；二、衝突危機控管的國際機制以及三、政治與經濟的交流──三項要素缺一不可的平衡運作之上。

隨後聯邦德國體會到其國家統一有賴於蘇俄自身的穩定與對德善意，東進政策乃發生重心轉移，不再強調「促變」。並且聯邦德國也在西方隊伍中逐漸「自行其是」、重俄以利己，最後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損害了中東歐鄰邦的利益。

此一東進政策的變體版在德國統一後，即成為王道理念：承認俄國作為歐洲地緣強權的現狀而不加改變，並視俄國利益的滿足為穩定東歐秩序及保障德國自身利益的前提，此一選項進而結合了德國社會的歷史反省文化、和平主義傳統、對戈巴契夫感激之情、後冷戰多邊主義敘事等要素，登上德國政治（特別是社民黨）的神壇被奉為神主牌，成為老一代德國人外交思考的基因與慣性。

而這樣的基因與慣性隨後就為普丁所趁，加碼經濟誘因，讓德國的東進政策變質成如今備受爭議的最終版本：在視俄國利益的滿足為穩定東歐秩序的前提之上，更試圖以德俄經濟互賴來保障歐洲的安全秩序。然而此刻的國際局勢早已大異於後冷戰初期的承平緩和，當普丁扯下「親歐民主派」的面具後，東進政策的內涵便愈加顯得過時與空洞，甚至經常淪為替經濟利益洗白鍍金的萬用藉口。

自從普丁併吞克里米亞後，德國專家與輿論針對東進政策的警告檢討聲浪不斷，然而執政者的慣性依舊──特別是聯合執政的社民黨。儘管部分社民黨人已對東進政策開始產生懷疑，但該黨二○一七年後的民調聲勢處於歷史低谷，以至於黨內無人敢站出來質疑自家的政策神主牌。

德國對俄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已從2015年的45%攀升至史上最高的55%。（美聯社）

德國的「俄夢」還沒有完全清醒？

社民黨就這樣拖到了普丁入侵烏克蘭，讓自己更加成為內外炮轟的眾矢之的。自從二○二一年底俄烏衝突升溫以來，社民黨即陷入內部激辯。儘管黨內普遍聲討普丁並對其不再抱持幻想，但至今部分檯面上的人物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重視俄國」（他們對「親俄」這個標籤表示抗議）的慣性思考。

例如前黨魁普拉策克（Matthias Platzeck）表示：要尊重俄羅斯的安全需求（他在二○一四年曾主張要承認俄國併吞克里米亞，「不能讓普丁成為輸家」）。又如國會議員史泰格納（Ralf Stegner）主張：德俄仍要追求「共同安全」，沒有俄國參與或反俄都是行不通的。而國會黨團總召穆岑尼希也稱：能理解俄國對北約東擴的擔憂（儘管他自己並不認同），歐洲安全秩序仍應納入俄羅斯（但不能是普丁的俄羅斯）。

二○二二年三月下旬，社民黨基礎價值委員會的兩位成員──梅克爾與施羅德（Wolfgang Merkel與Wolfgang Schroeder，這兩個姓真的只是巧合）──發表了對社民黨「新安全政策」之建議。但諷刺的是，兩位作者的論述幾乎就是施羅德和梅克爾時期對俄政策之邏輯更加露骨的翻版：「小國的主權都要顧及強權的利益才能實現。」

兩位作者並主張社民黨應採取一種新現實主義，在俄烏停戰後德國不能與俄國對立，而要繼續推動經濟互賴，將俄國利益納入歐洲安全秩序。此外，他們還認為，美國往後將不再作為歐洲安全的擔保者，因此德國與歐盟也應根據相同原則來面對作為另一強權的中國──因為「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至今都還未被充分顧及」。

讓人驚訝的是，在兩位社民黨基礎價值委員會成員所主張（事實上從施密特和柯爾時期以降德國就一直都在實踐）的「新」政策裡，完全看不到任何有關「社會民主」的價值。此一令人咋舌的言論隨後也遭到來自社民黨成員的嚴厲抨擊。

目前，社民黨內關於對俄政策的清算、以及下一步應以何種姿態來面對普丁的俄國，仍處於思想內戰而莫衷一是。

籠統地說：老一輩的社民黨人相對傾向和北約保持一定距離，顧慮俄國的強權角色，反對軍援烏克蘭、並強調和平談判，停戰後繼續將俄國納入歐洲秩序；青壯輩則傾向明確與西方盟友同步行動，採取對俄強硬立場、支持軍援烏克蘭，「不能讓普丁贏」。

這些青壯世代的聲音來自如國會外事委員會主席羅特、國會社民黨團外交事務發言人施密德（Nils Schmid）等人。此外，羅特亦直言，柏林過去的對俄政策損及了中東歐國家的主權，並呼籲成立調查委員會來清算檢討。

俄烏之間的戰事恐怕會陷入長期泥淖，而德國社民黨的激辯目前看起來也可能還要持續一陣子。總理蕭茲日前接受《明鏡週刊》專訪時被激將式地問到：「社民黨是不是和平主義政黨？」蕭茲如此回答：「社民黨是追求和平的政黨，不是和平主義的政黨。」

然而關於接下來如何援烏制俄、如何追求和平、停戰之後如何面對俄國，恐怕直到社民黨內部建立共識之前，蕭茲政府都可能會再重複先前那些拖沓遲疑的過程──就像烏國大使梅尼克所形容的：每回和蕭茲的紅綠燈政府交涉，都像被迫要重新拼圖一樣麻煩。

※本文收錄在《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反抗，所以存在》／春山出版／由《報導者》授權轉載。

※作者為國際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