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佔領運動雖由戴耀廷教授倡議，但最終卻是因一些年輕學生衝進公民廣場啟動。帶動雨傘運動的主要是年輕人。

2016年魚蛋革命，全由年輕一代發動和參與。

香港民主派自2003年就開始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爭民主，主要群體性活動就是每年元旦和七一的遊行。組織遊行的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這團體包括約五十個組織參與。2003年五十萬人的遊行規模最大，跟著每年至少兩次遊行，延續十多年，遊行示威成為香港的地方風采。但在中共從暗到明的政治干預下，市民的民主權利不僅沒有寸進，反而體制內的民主力量越來越薄弱。民陣每次大遊行照例拉橫額、喊口號，政黨在路邊擺攤募捐，遊行後人群散去，第二天人人照常上班上課。一切都是老樣子，人民依舊無權，政府向中共傾斜愈甚。

2010年後，本土派崛起，但在議會中的民主派仍然都是老一輩的大中華派。他們在選舉、輿論中，排擠以年輕人為主的本土派，常污衊本土派是中共奸細。在被排擠和敵視的情況下，年輕人對民陣的遊行也不參與了。民陣遊行人數逐年下降。

2019年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後，民陣在三月底舉行過一次反修例遊行。參加者據稱有12000人，社會反應並不激烈。

4月28日，民陣發起第二次遊行。集合地點在鬧市的東角道，那裡可容納的人數不多。民陣估計不會有太多人。誰料參加人數大幅上升，擠爆了現場。遊行在3時45分起步，結果末端到6時才出發。民陣宣稱有13萬人參加，是林鄭月娥上任後人數最多的遊行。

原因是政府中沒有人能夠解釋為什麼要修訂逃犯條例。一樁一年前在台灣發生的命案，明明有現成的法例可以把香港的逃犯移送到台灣，而且也有過先例，為什麼要以此為藉口，把不容許將逃犯移送中國大陸的「除外」條款去掉？目的不就是要依從中共專權政治的意願，把異見人士送去大陸受審受刑嗎？

特首林鄭、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長李家超被稱「修例三人組」。他們表示是要修補逃犯條例的漏洞，但又無法解釋包括法律界在內的各界所提出的問題，對西方駐港機構提出的質疑也沒有回應，甚至對所有提出異議的團體和名人都拒絕見面商討。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年輕人決定不計前嫌，參加民陣的反送中遊行。這是4月28日遊行人數暴增的主要原因。

接下來，各大專學校以至各中學，都成立了反送中關注組，各社團及學校的反送中聯署風氣雲湧。民陣在6月9日發起第三次反送中遊行。由於估計人數會很多，因此將集合地點定在可以容納最多人的維多利亞公園。

為呼喚市民參加這次遊行，各大專學生和部分中學生，在港九新界各區進行動員。他們自費印刷宣傳單張，在各區的街道設街站，用喇叭向市民解釋「修訂逃犯條例」的要害，為什麼修例與香港每個市民都相關？為什麼要參加6月9日的遊行？

一個滂沱大雨的傍晚，在北角的一個街口，幾個年輕人冒雨向路人派傳單，同時用擴音喇叭講解。我向一個十多歲的女生說，你們這樣淋雨會感冒的，去商場避一避再出來吧。她帶著天真的微笑對我說：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啦！

我被他們感動。我相信也有其他人被感動。有一位住新界的朋友說，他看到一個弱質彬彬的小女生，一個人背著一大袋宣傳品，走長長的路送去街站。他說要幫忙，那女生說：謝謝，不需要啦！

如果說前幾年的兩次運動表現出了年輕人的勇氣的話，反送中能夠動員幾乎半個香港的市民直接間接參與，則歸功於年輕人的包容。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維護香港固有價值的本土派。泛民主派批評和攻擊他們所支持的本土參政者，就等於攻擊了他們本人。但在反送中的目標下，他們不計前嫌，全力動員同學、家人和廣大市民，一起參加由和理非的民陣發動的和平示威。一夕間掃除民主派的分裂現象。

反送中在其後表現出的民主派的相互包容，相互支援，這種「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特質，是由年輕人在6月9日之前的表現形成的。在反送中運動中，分裂不再存在，無論是意識形態的分裂、抗爭手段的分裂，或世代的分裂，都不復存在。而這種改變，是我之前從來不敢想像的。

那時候政權之粗暴，和立法會建制派佔多數的形勢，使香港絕大部分人覺得抗爭是沒有勝算的。

我在6月7日發表文章說：「我們走出來，不是因為覺得有希望，而是沒有希望也要走出來；不是因為相信人多就可以成功，而是不成功也要走出來。」

在年輕人動員下，6月9日的示威人數達到破紀錄的100萬人。（失敗者回憶錄196）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