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概念早在美國人馬漢1890年鉅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中根據歷史提出海權論時就隱約成形；12年後，英國人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提出世界島和心臟地帶理論，也是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

地理學中所包括的地理位置、國土面積、自然形態、人口、物産、産業與經濟、甚至民族個性，都在這兩位巨擘學者的論述中。當然不會談到晶片，世界上第一顆積體電路（IC）到1958年才問世，但不到十年就在美國形成半導體産業。

二戰結束，從1963年美國人文地理學者Saul B. Cohen出版《分裂世界的地理與政治》（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之後，「探討既定地理環境與國際政治權力關係」的相關著作漸多，較為一般人熟知的有尼克森政府的國務卿季辛吉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1997年出版的《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都是從地緣的角度來回顧思考美國的外交戰略。

上世紀末，中國崛起，鄰國感受到壓力，日本與中國學者討論地緣政治的專著更是此起彼落；接著，2018年美、中之間爆發貿易戰，地緣政治一詞走入尋常百姓家，漸漸成為通俗的常用語；2019年各界都意識到半導體産業是美中科技戰的主戰場，地緣政治一詞又往往跟半導體或晶片結伴出現；還有，當人們討論被打斷、壓縮、侷限、重組的供應鏈（Supply Chain）時，往往也很自然把地緣政治一詞帶上；還不止，今年初俄烏戰爭爆發後，專家名嘴的分析中也總是用地緣政治一詞破題或推論。地緣政治成了一個百搭好用、甚至被濫用的概念。

二戰後，因為核武大國都採取戰略克制的策略，不輕啟戰端，經濟領域的合作、競爭、援助、制裁成為國家間交往的主要內容，「國際政治經濟學」（IPE）成為顯學，GDP也成為國力的主要指標。學者研究發現，柏林圍牆倒塌後，又出現「地緣經濟」一詞，知名的經濟學者克魯曼（Krugman）1991年就出版了一本《地理與貿易》，強調生産地點的重要性；以創造軟實力一詞聞名於世的哈佛大學教授奈尹（Nye）則一度主張「地緣經濟並未取代地緣政治」，似乎視二者為兩個涇渭分明的概念。

其實，經濟學家研究某國的物産與工業等重點，就是地理學研究範圍的一部份，政治學者若是從地理學出發，把各項地理因素做為自變項，研究它如何影響一國的國力、外交政策、與戰爭－即應變項，包括經濟在內的所有地理要素應該都囊括進來才合理，實在沒必要區分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換言之，抽掉了經濟要素的地緣政治，內容豈不太貧乏了？

從這個框架思考，就知道為何半導體、供應鏈被人們與地緣政治一併討論的頻率越來越高了。布里辛斯基說的「地緣政治樞紐」國家（geopolitical pivot），原本是指地理位置的兵家必爭之地，譬如處於第一島鏈的台灣。就經濟層面而言，半導體産業的製造環節，譬如台積電，也是樞紐，也是兵家必爭之地。

台灣擁有地緣政治雙樞紐的地位，幸或不幸？可惜之前研究全球半導體産業或供應鏈的國關學者不多，這麼重要的議題，反而是媒體先推出研究心得。

最近有兩本新書問世，書名中同時出現「半導體」與「地緣政治」兩個詞，一本是兼具科技産業研究功能的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與副總黃逸平的新作《矽島的危與機－半導體與地緣政治》，另一本是日本經濟新聞編輯委員太田泰彦的《半導體地緣政治》，黃欽勇與黃逸平兩位加來有近70年的産業研究經驗，太田泰彦也有超過35年的採訪與撰稿經歷，還是量子物理化學系畢業－而他們，原先都不具國際政治的學術背景。

別的國家也許不急，但是台灣兼有關鍵地理位置與關鍵産業，政府與學界不能不加把勁與産業界攜手合作研究我們的整體策略。

美國還會有官員來台灣談半導體、Chip4、供應鏈韌性什麼的，總不能再把張忠謀、劉德音請出來參加餐會吧？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