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俄烏戰爭的長期化，俄國為回應西方國家制裁行動，持續祭出對歐洲斷氣的反制和衝擊全球糧食安全。在西方「買方卡特爾」(Cartel)構想尚未成形之前，先面對近期北溪二號(Nord Stream 2)的疑雲，全球經濟也隨著戰事延長而影響日增。自戰爭爆發以來，國際貨幣基金(IMF)已兩度下修全球的生產毛額(GDP)成長預估，從年初的4.4%，下調3.2％。

即使持續遭受制裁，俄國持續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擴大行動，9月底遭遇烏克蘭猛烈反擊後，對內擴大徵兵範圍，對外以公投訴諸政治行動。俄國在其控制的烏克蘭東部四個地區：盧甘斯克(Luhansk)和頓內次克(Donetsk)，以及近期占領的赫爾松(Kherson)與札波羅結(Zaporizhzhia)，舉行「入俄公投」，並且最終在普丁拍版下，完成單方面的政治程序，使得衝突的休止更為遙遠。

經歷過2014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俄國吸取其「威權盟友」伊朗和委內瑞拉的經驗，藉俄國原油摻製的汽油、柴油、化學品等產品實現「洗產地」。更利用西方制裁引起的油品市場失衡情勢，使俄國增長出售原油的收益達每月近兩百億美元，成為俄國侵略烏克蘭的重要資金來源，特別是印度的關鍵第三方角色，使美國更顯尷尬。

面對資源型大國，經濟制裁似乎乏力，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指出，二十世紀以來上百起的研究顯示，經貿制裁的成效較能顯著於中小型經濟規模的國家。然而，回顧歷史上美國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經驗，經貿制裁與經濟援助並用，是有可能在長時間的運作下牽制戰略對手，至少前蘇聯就是如此被拖垮。

美國於冷戰時期得以經貿制裁影響蘇聯經濟，在同樣具備相互毀滅的核威懾條件下，得避免直接軍事衝突，實有賴承續不列顛精神文明的傳統。冷戰時期的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的思維，猶如十九世紀英國對歐陸各國的技術管制。美國與英國同樣具備自然的離岸平衡條件，得以在保存自身實力的同時操作與對手的相對實力，鞏固自由主義的意識價值、增進生產資源與生產能力的創新，既能保持國際貿易與金融的樞紐地位，又能厚積潛在軍事能力。

更重要的是不列顛文明傳統以經濟能力轉化為國際政治聯盟的誘因，使得西歐各國得以與美國堅定相同的意識之秩序，這也是自十七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overeignty)以來，英國能於百年光陰陸續擊敗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的原因，在於以金援穩定普魯士在德意志地區的實力，使之能在劣勢中制衡法國。

冷戰時期的蘇聯與今日的俄國的全球經貿份額同樣不高，同樣是以糧食、天然氣與石油為主要出口商品，國內民生產業同樣不如西方國家，更糟糕的是缺乏矽晶工業能力，半導體關鍵零組件仰賴國外進口。對於曾經走過1980年代制裁蘇聯的美國官僚而言，制裁俄國猶如重演蘇聯劇本，甚至中國也能以同樣的模式取勝，例如：前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Emmet Lighthizer)便曾在雷根擔任總統期間任職貿易副代表。

然而，今日的國際政治格局已不限於大西洋兩岸，歐亞大陸以政體來看，有著印度作為十億人以上的大國；以文化主體區分，伊斯蘭文明在歐亞大陸上的也超越十億人之譜。前者自有其地緣政治考量，後者並不與西方文明世界共有相同的意識之秩序，使得依循不列顛文明傳統上擴大盟友的藍圖得更為複雜。以17世紀末的英法爭霸為例，自大同盟戰爭(Guerre de la Grande Alliance)以來，英國處心積慮拉攏當時歐洲近七成的經濟量體才能壓制法國，並且立法嚴格管制產業革命相關的紡織與蒸氣機技術和專才，與法國保持三十年以上的技術代差。

今日美國同樣得借重盟國之力才能有望從經濟體量制衡俄國，即使現今有著建立「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雄心，但同時得面對中俄兩國作為競爭對手，恐怕是超越人類歷史經驗的挑戰。美國要能與盟邦在量體上大於中俄之間的資源與製造的互補性，在地緣政治的權力思維之外，還得擴大與其他行為者之間的共同視域，關懷盟邦在地價值，使其不只是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聯盟。

※作者為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