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有一位教西洋史的孝字輩蔣姓教授，最怕人好奇問名號籍貫，對豐鎬房這一支蔣家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不知爲什麽現在還有人熱衷去認親。

康澤《自述》

國民黨復興社的創建人康澤，在大陸陷共被俘後，對共產黨那一套革命解放的宣傳，一直有抗拒，中共也認爲他是拒絕接受改造的國民黨餘孽。

康澤曾在《自述》中回憶，1927年國民黨清黨事變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立刻召集會議，左派學生領袖周達明憤慨控訴蔣介石。接著蔣經國上臺講話，口氣激昂地說：「蔣介石現在反革命了，我宣佈和他脫離脫離父子關係。」然後連喊了三遍「打到蔣介石」，會場立即響起熱烈掌聲。

康澤對蔣經國在臺上的表態，並不以爲然，心理上「覺得兒子對於父親，總不能如此。」不過接下來的示威遊行喊口號，他也參加了。他自己説是「勉强應付」，但在親共份子眼裏，他屬於國民黨的「頑固份子」。他們這些「頑固份子」還私下決定在真相未明時不輕易表示意見，並且彼此減少碰頭。

蔣經國這時還發表了一封給他生母毛福梅的信，指控他父親當年在外混得不如意時，如何對他生母拳打脚踢。從樓上踢到樓下。這大約是指名爲蔣志清，在上海炒股票的浪蕩時期。國民黨的史家後來為蔣經國掩飾，就把他在臺上的講演，「甩鍋」給博古（秦邦憲），説是被博古逼出來的。但給生母的信也是假造的嗎？豐鎬房是個樓房，也只有樓房才有可能從樓上踢到樓下。

蔣經國回國後，熊式輝將軍建議蔣介石將兒子送到贛南去歷練。蔣經國到贛南後，也的確想要施展抱負，但他的特殊身份卻使他陷入另一種包圍圈中，此中的情趣和蘇聯時期冷峻刻板的生活不同。曾在贛州擔任「參議」，與蔣經國有過近距離接觸的曹聚仁，很早就在《蔣經國論》中指出，身分特殊的蔣專員「年富力強，歡喜女人，而且歡喜淫蕩的女人。」贛州督練處的幹部，看準了蔣的這個弱點，「就安排羅網，放出綑仙繩了。」結過兩次婚的章亞若是這齣美人計的主角。曹聚人說她「人很聰明，能演京劇，唱得也不錯。…那雙眼睛，卻也一顧傾城，我看到她的《彩樓配》，扮相不錯。」蔣專員把文工團年輕貌美又會唱京戲的女團員，調到自己身邊當貼身秘書，其實是權勢者平凡不過的俗套。而蔣章之戀不是蔣經國的第一個婚外情，當然也不是他的最後一個婚外情。

蔣經國到贛南後，也的確想要施展抱負，但他的特殊身份卻使他陷入另一種包圍圈中。（維基百科）

從復興社到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從三青團中央團部領導的青年幹部訓練班，擴充為中央青年幹部學校，由蔣介石兼任校長。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康澤投注了許多心力，目的在建立一支完全忠於蔣介石個人的隊伍。但1944年春，日軍由廣東逼近江西，威脅到贛州的安全時，蔣介石就把擔任行政專員的兒子經國調回重慶，去當青年幹部學校的教育長，準備將來取代康澤的地位。

1944年秋天，由「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落實而成的「知識青年志願從軍委員會」，康澤以爲可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沒想到卻被蔣介石將他派到歐美去「考察釋兵權」。蔣經國在重慶建立了三青團中央直屬青幹校分團，自兼主任，同時從青年幹部學校和志願軍幹部訓練班中，抽調人員在青年軍中成立政工人員訓練班，結訓後分配到青年軍師團營連各級擔任政治工作，這是蔣經國在父親庇蔭下順利掌控三青團和青年軍的由來，也是康澤被擠出權力核心的開始。

末了康澤「臨危受命」，被派到襄陽當「有將無兵」的綏靖司令官，以致兵敗被俘。類似的情況，馬英九的好友陳長文律師應該也很清楚。陳長文曾在天主教的小衆刊物上，為文抱怨蔣介石明知大勢已去，卻把他的校官父親送往遠地火線赴死，使他成爲單親小孩。

蔣章之戀不是蔣經國的第一個婚外情，當然也不是他的最後一個婚外情。（維基百科）

金圓券災難

美國的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但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黨政部門和軍隊「五子登科」瘋狂劫收，加上内戰的巨大軍事開支，造成驚人的通貨膨脹，法幣大貶值。

蔣父子聽信財政部長王雲五出的餿主意，不顧前任央行行長張嘉璈的再三告誡和上海市長吳國楨的勸止，決定採取發行金圓券取代法幣的辦法，來解決通膨問題。發行新幣須有足夠的準備金和外匯儲備，這是金融常識。如無法限制物價和減少預算支出，新幣會迅速貶值，而且也不能控制發行量。可是蔣父子已下了決心，發佈財經緊急處分令，在發行金圓券的同時，嚴格實行限制物價工資政策。他們在上海中央銀行設立經濟管制督導辦公室，督導員由央行總裁俞鴻鈞掛名，實際工作由助理督導員蔣經國來執行。吳國楨幾度提出辭呈都被退回，他的市長權力已被架空。

這一齣經濟管制大戲，就在蔣經國培訓的國防部戡亂建國總隊幹部的雷厲風行下登場。蔣經國教導他們要把經濟管制、打擊奸商的行動當做革命事業來幹。以鐵腕手段取締囤積，成立特種法庭，即審即決，違反公告的處罰有可能被判死刑。

緊急處分令要求市民和商家在限期之内將所藏金銀外幣，按規定價格換成金圓券，否則就以私藏黃金、私逃外匯的罪名逮捕。在恐怖肅殺的氣氛下，一時之間，巨額的黃金美鈔回籠了，市場上物價平穩，黑市幾乎消失。父子兩在書信中互相道賀，欣喜若狂。然而隱伏的危機很快就出現了。

金圓券發行才一個多月，鈔票的印刷就已達到二十億元總額的極限，因爲軍費開支、政府預算無法縮小。老百姓開始擔心，印鈔機繼續開動，金圓券的貶值無法避免，通膨勢頭必將再起，於是趕緊去搶購商店的貨品，而按限價規定售貨的商家，很快就貨架净空。金圓券貶值的迅速遠超過以前的法幣。本來上海市民聽信宣傳，以爲金圓券是取代劣幣的良幣，沒想到卻是更惡劣的劣幣，於是黑市迅速回籠，一切交易轉入地下。但倒霉的小市民手中的黃金美鈔已換成如同廢紙般的金圓券，想從黑市再買回黃金美鈔已無能力。

當初信心滿滿的蔣經國，在上海理髮店裏聽到市民抱怨排隊買不到東西時，才意識到金圓券改革的失敗。

最令蔣經國難堪的是在他查辦孔祥熙兒子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囤積案件上所栽的大跟斗。蔣經國領導的反囤積工作隊查辦了囤積居奇的揚子公司，孔令侃向他的姨父母蔣氏夫婦告狀，結果，就只能解釋為揚子公司所囤積的是名貴商品，而非工作隊所針對的日用品，所以並不違法。但在老百姓眼裏，「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打虎英雄，一碰上自家權貴，立刻成了狗熊。

發行金圓券不僅使企業主心懷仇恨，使按限價售貨的商家血本無還，使被迫兌換金圓券的市民怨氣衝天。蔣經國在辭職時發表「敬致上海市民書」，承認他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應向政府自請處分。但事實是，他沒有受到任何處分。不久他就趕到設備講究的杭州醫院探望他的妻子和新生嬰兒孝勇。他手下忠心耿耿的勘建工作隊男女青年，在政權易手時逃離國境，懷孕的妻子在逃亡途中受傷卻無藥物治療而身亡。這樣的記載讀來令人鼻酸。

當然，蔣父子又可以把所有責任「甩鍋」給萬惡的共匪。

張嘉璈後來把這一段「中國通膨大漩渦」的歷史寫成英文著作，1958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

《台灣連翹》

國民黨政府敗退到台灣後，蔣經國至少有了自知之明，不敢在經濟事務上強不知以爲知的逞能。他運用從史達格別烏那裏學來的看家本領，秘密成立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整頓中統、軍統等特務組織，並化身為總統府機要室的一個名爲資料組的單位，由他擔任組長，發號施令，指揮所有情報特務機関。1950年開始，政治行動委員會以保密防諜爲名在全島進行的肅清行動，逮捕了數以萬計的可疑份子，處決了一千多人，其中很大部分是外省人。台灣名作家吳濁流當年以日文書寫，約定二十年後才公諸於世的著作《台灣連翹》，在這方面有珍貴的記述。這也是名導演王正方近日在他的回憶錄中「調笑」追憶的親友教師莫名其妙的「失蹤」的歷史背景。

蔣經國一方面將國防部政工局改組為總政治部，擔任主任，同時在北投創辦了政工幹部學校，有計劃的培養政工人員。他們在軍中負有監督保密的任務，形成一個與軍隊指揮系統平行的政工系統。政工體系名義上隸屬國防部，實際上又凌駕國防部。政工與黨工的身份合一，是蔣經國企圖藉由領袖崇拜和主義崇拜來達到國民黨對軍隊的意識形態控制的目的。這也終將為自己未來的繼承大業鋪平道路。

吳國楨1950年擔任台灣省主席，一上任就發佈「反共、民主、民享、法治」四項施政方針。在很短時間内，就按省參議會議決的「行政區劃分」和「地方自治綱要」釐訂了縣市議會組織和縣市議員、縣市長選舉的相關規程和實施細則一共十六項。但在選舉前，蔣經國卻指使特務綁架議員參選人，保安司令部還以「流氓」罪名抓捕地方領袖，製造恐怖氣氛。事情閙開後，被揭發的特務人員不但未受法律制裁，反而還升了官。這就是在宣傳上把自己塑造為台灣「本土化」功臣的蔣經國的真實作爲。

胡適一九五四年由台回美，4月16日在美東羅德島Providence一家旅館裏，同流亡在美的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有一次長談。他要吳國楨猜一猜，被秘密警察拘捕的人有多少。吳說在他離開時估計有一萬二千人，胡表示現在（1954）的數目是十萬人，令吳感到震驚。

有一位當年曾在主管美援運用的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作的著名經濟學者王作榮，在自傳中回憶：

在 1950 年至 1960 年代，可說是政府的高壓威權時代，而主控這一段時期權力的便是經國先生，這可說是人盡皆知的事。…遷台早期，簡直是恐怖統治，毫無民主氣息。而且為求將來能繼承大位，不著痕跡地、但無情地、不擇手段地整肅對自己有妨礙者，甚至一再用冤獄羅織入罪，所以我對他的印象不佳。

五十年代初期，與王作榮共事五年的臺灣石化工業開拓者嚴演存，也在其所著《早年之臺灣》中寫道：

當時偵辦「匪諜」「叛亂」案，根本無法律可言。司令部的軍法官，自己調查、研判、抓人、拘押、偵訊、審判，一貫作業；審判確定後，才簽發公文，送請上級批示；批示後逕即執行。

蔣經國巡視中橫工地，也是當年國民黨政權宣傳之一。（圖片取自網路）

廉價作秀術

這麽多年來，國民黨政權的宣傳製造的迷霧太多了。同學圈不時還有人張貼蔣經國在中橫工地躺在榮民栖身的草堆裏的照片，讚嘆當時的領導人多麽難得，殊不知這樣的懷舊是搞錯了對象，把廉價的作秀術（showmanship）當真了。

當年中橫工程從策劃、勘探到施工，真正的功臣是美國的經合會美援署，由美援撥款，發包美國懷特公司，經理狄卜賽V.S.de Beausset，從踏勘路綫開始，親身負責執行。開發工程動用了一萬多名退伍榮民，蔣經國是以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委的身份參與，他的任務相當於一個領班。但這些事跡卻不是台灣的黨國論述的重點。有一位臺電工程師林炳炎，退休後發願要尋求被埋沒的真相。他自費飛到底特律去尋訪已退休多年的狄卜賽經理，並蒙狄卜賽贈予幾個紙箱的資料，運回台灣。林炳炎撰寫並自費出版了《保衛大台灣的美援》。

就如卡夫卡的小説《城堡》序幕所説，迷霧太多，讓人看不清城堡的真貌。

當年忙著規劃台灣全島防衛工程的孫立人將軍，當年忙著同經合署的專家策劃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的吳國楨。後來台灣的民眾有誰知道這一頁歷史？

林炳炎在仔細看完吳國楨在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計劃中由韋慕庭（Martin Wilbur）和裴斐（Nathaniel Peffer）教授訪問整理的《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9-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后，説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發現有吳的存在，兩蔣的神話就烟消雲散，江南之被殺似乎成爲必然。」

《我的母親》

掌權者為了捍衛黨國論述，要用橫暴的手段來壓制和消滅意圖揭露謊言的人，這在專制國家是屢見不鮮的。然而，單從一個普通的人的層面來説，橫暴的手段也往往讓人覺得荒謬而不可思議。

周棄子當年廣受吟詠的詩句「銅像當年姑漫語，鐵窗今日是凋年」，寄情的主人翁是雷震。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雷震同台灣名流李萬居等人籌組反對黨，而被蔣父子構陷入獄，從1960年開始，坐足了十年牢。出獄後已是風燭殘年的癌末老人，但住宅正對門樓上仍有特務十一人監視著他。1978年10月，他想將早年寫好卻沒機會出版的《我的母親》，印兩百本，贈送親友，作爲紀念。這本書當年寫成後曾給胡適看過，胡適稱讚說，「一般人寫傳記總是歌頌備至，尤其大人先生，你倒實實在在的寫事實，可作史家研究時參考之用。」但書在印刷廠印成後，卻被警備總部的特務探知，派車將《我的母親》悉數捆載而去，連收據也不肯出一張。倒霉的還有那個印刷廠厰長劉細達，被當地警察局逮捕監禁，經家人保釋後，蓋了四個大手印才得返家，而且還得隨傳隨到。鄰居圍觀，還以爲劉家出了什麽江洋大盜。

癌末老人無法可想，只得寫一封公開信給當時準備接班繼大位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質問他印刷廠老版印書究竟犯了什麽罪。警備總部劫走他的書，連收據也不出一張，究竟是根據什麽法條？ 警備總部就能違法濫權嗎？蔣經國可以撰寫《我的父親》，三月之内賣出八版，爲什麽雷震不能撰寫《我的母親》？這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然而，雷震的公開信無法在台面世，只能在香港的《七十年代》和美東版的《星島日報》刊出。弱者的反抗也終歸是無用的。

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這些都是年代久遠的天寶遺事了。

哎，豐鎬房這一家，值得去認親嗎？

我勉强能想到的就是豐鎬房蔣家這塊招牌可能帶來的現實利益。

以往在美國，反共愛國聯盟的頭頭有不少都變身為大陸的愛國商人，或成爲遊走於兩岸的政治掮客。當年指控臺大哲學系教師附匪，導致一大票人被解聘的馮姓心蘆成員，在成爲菲傭强暴犯之前，也曾是翻雲覆雨的兩岸掮客。

一度曾打算競選臺北市長的蔣孝嚴，是「中國台商發展促進協會」理事長，從網絡所載的訴訟事件可窺知，這個行業同老兵的鄉愁或外省族群的失落感危機感大概沒什麽關係。

如今，選戰激情下的mud-slinging（互扔泥巴），人們也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

作爲選戰的旁觀者，筆者倒是異想天開的希望，臺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能夠接受DNA檢驗，就像當年辜振甫家的女兒那樣，大義凜然地站出來，把棉花棒插入嘴裏。

這一回，如果檢驗的結果，唷，與豐鎬房的蔣家無關。這樣就能以清白之身，理直氣壯地提出他的政綱來。

令人懷念的，是那個與世無爭的、懼内的、晚上遲歸會被鎖在大門外的章孝慈。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誰怕吳國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