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在國慶講話中明示將打造一個「韌性國家」，柯P反酸「台灣根本沒有戰爭準備」，台灣首先還是要「避戰」，但回過頭來又說還是得要有戰爭準備。而在民眾黨舉辦的漆彈活動中，柯P始終躲在木板後面，說要「等對手子彈打完，我再出去一個個擊斃。」果然是個懂得明哲保身的聰明人哪！

柯文哲典型的烏賊戰

柯P的說法是典型的烏賊戰。顛三倒四講了一頓，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也無法依此形成具體工作方向。事實上，不論在國際政治或戰爭衝突中，軍事實力與戰鬥能力始終是決定性要素，談判只是附著於實力，減低損失的手段。戰鬥能力決定於自己，談判則需要雙方都有足夠的善意。所以孫子才說:「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戰爭準備是增加談判桌上籌碼的基礎，必須先於談判準備起來，當對手覺得打下去得不償失時，才會真心談判，且落實談判協議的各項條文。相反的，當對手發覺你一心想談和，就會用盡手段騙你，哄到你喪失鬥志，上下離心，最後再來猛力一捶，整個體系自然崩解。國共內戰國民黨就是這麼輸到光屁股的。

舉個例子來說，胡璉是當年老蔣手下最能打也最會打的將領。抗戰時守四川門戶石牌，打到師長與師部參謀帶著伙房兵上去拼刺刀，打到日軍不得不撤退。據說毛澤東還親自下令:「十八軍胡璉，狡如狐，猛如虎，宜趨避之，以保實力，待機取勝。」老蔣撤來台灣後，派胡璉守金門，一蹲近十年，八二三砲戰還差點喪命。他為了養活金門十幾萬部隊，搶劫、走私、海盜樣樣都來，爭議多多，卻能一直穩住局面。後來越戰時派他去越南當大使，美軍撤退時，他以一塊錢美金一輛的代價，買回來大批的M113、吉普車、UH-1直升機，裝備當時孱弱不堪的國軍。胡璉從來不是滿嘴和平，冀求「終戰指導」，打起仗來落跑第一，或坐等對方子彈打完的將領，但若無他的硬扛硬槓，台海也不會有70年的和平。

古往今來，一個好的統帥與將領，其智慧與聰明，必須建築在「勇氣」的基礎上，才能發揮作用。亞歷山大大帝是一個很愛身先士卒的將軍，他總能瞬間窺破戰機，引領全軍勝利。而他的對手，波斯的大流士三世，卻是典型的俗辣統帥，在戰場形勢一對己方不利時，總是搶先落跑，「保護領導中心」。伊蘇斯和高加米拉，都是因為他的落跑，導致軍心動搖，全軍潰敗。在高加米拉，波斯軍據說至少有25萬部隊，卻被區區4萬馬其頓部隊打得落花流水，關鍵就是這位落跑王的「衝鋒不爭先，落跑不後人」。

澤倫斯基的死守激勵烏克蘭軍民士氣

相對於大流士，澤倫斯基不離開基輔保全自己生命財產安全的決定，可說是這場俄烏戰爭中最正確的決定，沒有之一。他的死守決心，激勵了全國人民與士兵，才頂住了俄軍初期的閃電突擊。從古至今，「士氣」永遠是戰場上最根本的決定因素。因為再好的武器裝備還是要有人操作，如果一個長官躲在後方，一直叫士兵去送死；或狀況一不利便自己先落跑，遺下的士兵必定快速投降或跟著落跑，甚至一心跑得比長官們快。戰爭現場，「戰友」們的一起奮戰，是維繫士氣的最重要因素，長官們只能以身作則才能維持士氣，花言巧語、重法嚴令，一點屁用都沒有。電影「勇士們」中，梅爾吉勃遜那句：「我會第一個走進戰場，最後一個離開，不論你們死的或是活的，都會把你們帶回來。」正是一種「將道」的具體表現。

所以，那個躲在木牌後面的柯P，已經喪失了他的根本將道，不論此後再如何狡辯皆歸無用。他如果真的夠聰明，可以「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派兩個人側面包抄敵軍，或自己帶一隊人循著木牌迂迴前進，「冷區殲滅戰，熱區圍堵戰」，這正是展現他戰術天才的大好時機。結果好好一場秀，給他演成「龜息戰術」，怪誰？不怪他自己蠢、自己孬，還能怪誰？

但柯P對蔡政府「韌性國家」的批評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只是動機可議，樓也搭歪了。我國原本的「民防法」相關法令中，早有防空演習與戰時應處的種種規定，只是多年和平，完全荒廢。各縣市均有民防總隊，各鄉鎮市區有民防大隊，其下還有小隊、分隊，縣市首長便是該縣市的當然總隊長。萬安演習形同虛設，防空避難所僅值一張貼紙，民防大隊變成吃飯喝酒的聯誼會，這既是中央的疏失，更是地方首長的輕忽，主因在於沒有明確的任務目標、編組、與演訓。消防署已在各地推動「防災士」的訓練與編組，只是數量與編組尚未成形，正在加緊腳步前進。民間自發的「黑熊學院」等訓練課程，訓練出來的人員也未能納編為民防部隊一環，亦無證照與驗證單位統一標準和任務，戰時也沒人知道該怎麼運用？這是中央政府該去思考與律定的問題，但現在仍是一盤散沙。

「韌性國家」的基礎來自於民主自由社會

最重要的還是觀念問題。「韌性國家」的基礎，一定是個民主自由社會，有自行討論決策的機制與傳統。在天災或戰爭等極端狀況下，沒有中央指令，沒有上級核可，甚至通訊指揮斷裂，各基層小單位必須自己討論、自己決策、自己尋求資源，自己律定當前首要任務。不只是民防系統，TDF等民兵單位也需要有此習慣與傳統，烏軍便常在通訊或指揮系統不良下，依據扁平化的情報分享，與無人機等提供的戰場感知資料，自行決定作戰目標，從而使俄軍完全不知道這些傢伙是從那裡冒出來的？相對於此，我國太過偏重中央統一指揮，連救災都非得等國軍來辦，實際上中央根本無力應付如此眾多的細節。九二一時，埔里的連長跟東勢的連長，一個能把難民營區規劃的井井有條，另一個則遍地屎坑，漫天屎味，中央根本無法控制到如此基層細節。所以，我們不該把國軍降編為救災部隊，讓他們去做TDF或民防單位該做的事，而是把TDF或民防單位拉升到可以自行應付天災與戰爭的能力等級。這套邏輯，完全不同於馬扁政府老愛把國軍當救災急先鋒來用的習慣，而是一套需要由下而上的，由小而大的，依賴高素質人民同心協力的協作系統，這才是真正的考驗與挑戰。

總結而言，面對戰爭與天災這些極端狀況，台灣確實需要一整套「韌性國家」的編組體系。但這個體系，必須打破現有各部會與各單位間的本位主義，不能任由各縣市首長，甚至各民防相關單位自行解釋，虛應故事，應付了事。我們如要建立「韌性」，就由不得政治人物「任性」。因為不論在天災或是戰爭時，我們需要一批有肩膀的指揮官，即使不同意見吵吵鬧鬧一整夜，但明天日出前必須做出決定，集體行動。一旦到了現場或戰場，大家就是一起前進的「戰友」，領導者必須發揮他的「將道」，以身作則，帶領全員行動。一個好將軍，可以「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動如山」，但唯一不可以的是「落跑如鼠」，或「示己如龜」。再聰明的人，如果缺乏勇氣，還不如一個敢跳出來承擔責任，解決問題的里長。相對的，即使國家中樞遭到殘酷打擊，只要「韌性社會」能夠運作，便會有一波一波的領導階層不斷出現，不會瞬間全滅。這正是「韌性」與「任性」的差別之處。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