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部通俗藝文作品（《做工的人》(左圖／取自林立青臉書、《通靈少女》）大為暢銷，不約而同的招致某些文化菁英撰文批判。

批判的論點無奇不有，從作品構成的方式，到創作者的主題設定太過淺薄，乃至指出創作者沒有處理的主題，以及指正創作者處理的方式，甚至連創作作品的語言使用方式都提出了糾正。

上述各種指正的背後，隱藏著一句沒有直說但所有人都讀出來的意思，那些作品「也沒那麼好看卻那麼暢銷，作者真是不夠格，台灣社會真是淺薄。」

通俗相對容易暢銷，曲高本就容易和寡，雅俗皆賞則是萬中無一的罕見情況，古有定論，其實沒什麼好爭辯。

特別是今天暢銷的作品，一來沒有說自己要走小眾菁英路線，二來擺明自己力有未逮且沒打算處理文化菁英所批判的那些事情時，文化菁英可以如此堂而皇之地檢討、指正別人不想做的事情是錯誤的嗎？如果自覺可以，依據在哪裡？又或者批判了之後人家不理睬，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菁英們又該如何自處？如何回應社會的回應？

妒恨人家暢銷？

在許多俗民大眾眼裡，那些文化菁英以饒口的理論概念包裝的複雜批判論述，根本不是在檢討作品本身是否美學完成度不足，作品本身的內在缺陷或結構限制（例如，作者沒能以自己的能動性介入扭轉工人之命運）或不合真實（話說回來，戲劇為何要符合／再現真實？戲劇本身就是虛構，不然瑤瑤當仙姑不是太漂亮，本身就不合真實嗎？），而是在抱怨這些暢銷作品不該受歡迎，因為不值得受到追捧。

無論撰文批判者本意為何，套用這些撰文批判者最愛的作者已死論，讀者反應如何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在我看來，蠻多人讀了文化菁英的批判之後，都只理解為妒恨人家暢銷。

文化菁英應該認清一個現實，組成社會的主要成員是符號理解能力有限的俗民大眾，使用有限符號進行創作的大眾通俗藝文作品，就是相對於複雜符號組成的作品容易暢銷，這是藝文消費的現實面。

複雜符號組成的高雅文本，必須耗費心力解讀的艱澀創作，別說俗民大眾不具備解析符號文本的能力，就算有也會因為本身生活結構的限制，懶得去花時間與心力解析。對普羅大眾來說，文化作品是休閒娛樂，是忙了一天或一周之後放鬆的一種安慰劑，人們未必想從作品了解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只想好好的笑一笑哭一哭放鬆一下，然後得到幾個啟示，感覺有成長或收穫，僅此而已。

藝文消費不必都得文以載道

休閒放空時只想看看通俗商業片、聽聽靡靡之音。不需要每一次的藝文消費都搞得如此沉重不堪，都得跟社會變革的推動掛勾，都得承擔某種文以載道，不能夠純粹的放輕鬆，即便題材是嚴肅的。

更別說當商業市場的殘酷現實擺在眼前，牽扯到高額資金的戲劇創作的投資時，設計文本的創作者必然得考慮市場的需求，用俗民大眾能解的語言和文本結構與其溝通，削減難度，置入通俗戲劇元素，務求吸睛，而不是創作人自己講很多自己覺得很有道理的事情，用很厲害的手法，但卻搞得沒人看得懂也不想看。

創造一個完全符合左派藝文理論的高雅作品卻不被聞問是小，逼走了願意投資影視娛樂產業的資金，使得產業鏈更加崩壞且後繼無人，連通俗文化都無法生根發展的狀態，恐怕這些習慣生活在雲端的文化菁英無法理解其嚴重性？

考慮俗民大眾的閱讀理解能力，針對需要設計出有限符號且相對完成度不夠的作品，也許是商業考量也許是傳播效果的評估，絕非只有美學創作能力的力有未逮一種看法。

實踐是檢驗真理最好的方法

王文華、吳若權、九把刀、五月天，還有許許多多縱橫流行文化市場的扛霸子並非不會使用複雜符號組成藝文創作，只是考慮到市場和其他需求後，選擇了使用有限符號來傳遞作品意念，為的是讓更多人能夠看見且看懂自己的作品，為的是把自己的意念和能量正確地傳達出去。

傳播效果是俗民作品更在乎的部分，而不只是作品本身的美學完成度而已，更別說那些文以載道、經世濟民的部分，更何況那不過是一本書或一部戲劇，真奢望一本書或一部戲劇就扭轉真實世界的階級結構，或者讓台灣社會徹底了解公廟文化，不是很荒謬嗎？不是強加了太多的期待在不打算如此做的人身上嗎？

雖然我很不喜歡談資格論，可是這麼多能夠操用複雜符號文本的文化菁英，怎麼不自己試試看，創作出符合自己藝文評論的政治正確與美學完成度的作品然後讓這些作品暢銷，用實際行動打臉這些（或許被你們視為）半調子的作品呢？

實踐是檢驗真理最好的方法，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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