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人，這些倖存的人，至今是否能夠了解自己的經歷？也讓別人了解我們的經歷？──普利摩．李維，《滅頂與生還》第二章〈灰色地帶〉

我想回到錫蓋特告訴大家親身經歷的死亡，好讓你們在一切還來得及前做好準備。──埃利．維瑟爾，《夜》

日以繼夜的隱密作戰

銳實力，性質上是在灰色地帶，日以繼夜進行的隱密作戰。

當一個社會遭到外來的銳實力毒針注射時，渾然不知，社會內部一時陷入分裂與對抗，還以為傷口發膿只是自體問題。這是真實發生在台灣的情況，2018年關西機場事件：台灣中了中國銳實力的招，部分台灣媒體配合中國統戰宣揚戰狼外交，譴責台灣駐日單位顢頇無能，一時間群情激憤爆發政治危機，進而導致駐日外交官自殺。

事過境遷，我們抽絲剝繭，還原當時事件真相，將這條「虛假資訊鏈」層層分解，確定關西機場事件的源頭，來自中國內容農場的假消息，經過中方跨境雲端操作，搭配台灣在地協力媒體炒作，而點燃一場批判民進黨政府的大火。這場大火，間接促成了2019年瀰漫全台的「亡國感」。而整個事件歷程，更複雜的是，「卡神」楊蕙如等人涉及在PTT網路論壇發動攻擊，將責任指向駐大阪辦事處的事務官（帶給駐大阪外交人員極大壓力）而遭起訴並判刑。

從關西機場事件可清楚看到，銳實力能發生作用，必定有自體原因，一個社會原已存在嚴重裂縫，內部政治傾向極化，讓外部敵對勢力可以見縫插針，而使得黨派內鬥更嚴重，甚至在同一陣營內引起內鬨。例如，台灣有國家認同的分歧，中國便有機可乘；例如，美國有共和、民主兩黨政治分歧（保守對進步），讓俄羅斯的銳實力操作大展身手，影響2016年美國的總統大選。

銳實力挑動社會矛盾，注射「恨的汁液」，這是共產黨的看家本領。中共大外宣「說好中國的故事」，未必能吸引人真心信仰，擁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它「說壞美國的故事」，質疑西方民主的價值，卻可以在社會挑起一股「疑美論」。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台灣有不少人相信，如果拜登當選將會出賣台灣，就是一種變形的疑美論。加上當時台灣部分親本土派的輿論操作，海外美裔社群和媒體對川普的鐵桿支持也擴散到國內，使得資訊更加複雜且真假難辨。

事實證明，拜登就任後至今並無出賣台灣，反而是數度表明將防衛台灣，也持續執行對中科技戰，抵制中國半導體發展。疑美論目的是把「美帝」打成跟「中帝」一樣半斤八兩，動搖台灣防衛自由民主的信心，幽微滲透「投降主義」。美國政策並非不可批評，但這種疑美論操作卻可能被導向犬儒或親中。

2021年5月，台灣爆發新冠疫情，打碎了世外桃源的神話，「疫苗之亂」發作，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充斥假消息，社會焦慮感膨脹。當日本和美國緊急空運疫苗援台，台灣被描繪成「疫苗乞丐」。日本援台被說是「日本不要的疫苗才送台灣」；日本一位媒體人更發表誇張評論：因為台灣盛傳日本送來自己不要的疫苗，「台灣恐爆發反日暴動」。國產疫苗負面消息不斷，蔡政府幫助「高端炒股、圖利廠商」。進口中國疫苗呼聲不斷，「防疫優先、人命關天、無涉政治」；同時間，中國廠商掌握BNT疫苗「大中華區獨家授權」而卡關台灣。最後，導向「民進黨政府無能、民不聊生、疫苗騙子蔡英文」。民進黨政府的防疫政策和施政遠非完美無瑕，然而上述資訊內容嚴重偏離事實。

台灣有驚無險度過這場疫苗危機，美日空運解圍有助冷卻社會焦慮，政府反應也比以往明快。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嘗過苦頭，對中國媒體影響力操作，已具有一定程度免疫力。人民的識讀能力有在提升，能夠解讀、識破假消息。國際研究機構早已指出，台灣是面對虛假訊息攻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2022年「自由之家」最新報告也指出，台灣雖遭受中國最密集媒體影響力操作，但抵抗力也最強。

疫苗之亂，如同近年來沸揚的全球半導體爭奪戰，赤裸裸呈現台灣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關鍵地位。中國對台「文攻」無效，「武嚇」一定接著登場。2022年8月，北京藉口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而展開圍台軍演，規模史無前例。該場演習謀劃已久——或者更正確地說，解放軍模擬攻台已行之多年——否則北京為何能夠在演習之後立即公布「對台白皮書」？這場威嚇台灣的軍演大戲，我們不能等閒視之，因為它在測試台灣的防衛能力與決心，以及美國（和西方國家）協防台灣的意願。

中國把台灣視為「核心利益」，任何政權都輸不起台灣，即便共產黨垮台了，繼任政權若仍緊抓民族主義大旗，就不會輕易對台鬆手。中國對台目標是兼併台灣、直接統治台灣。武嚇文攻兼用、誘降台灣，而非全面動用武力，是中國拿取台灣的如意算盤。但不能忽視，中國正在快速建造脅迫、封鎖、全面攻擊台灣的武力。

台灣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雖然大部分國民認同台灣，但仍有一部分人不認同台灣是自己國家。在此問題解決之前，中國政府會不斷地利用這個社會裂縫來執行它的影響力操作。這是台灣的宿命。因此筆者一再申論：在台灣這種認同分裂的國家，國家條件的鞏固和民主化進程必然要同步前進，否則在中國壓力下，隨時可能爆發政治危機，讓社會信心崩盤。

台灣社會嘗過苦頭，對中國媒體影響力操作，已具有一定程度免疫力。（取自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臉書）

發現中國因素

在台灣「發現中國因素」，是我們多年來的學術使命。銳實力這個概念是美國的民主基金會在2017年底提出，一時蔚為分析中俄等國影響力操作的主流。其實，台灣和香港，早在銳實力概念提出之前，就已備受中國影響力的滲透。而中國影響力的操作範圍，也比銳實力更為深廣。然而，銳實力最具鮮明形象，也是惡性影響力的典型，因此本書中文版取名《銳實力製造機》。

2009年初，筆者提出「中國因素」（China factor）概念，長期耕耘這個研究場域，總的來說有三個知識上的目標：

1.     直視中國，而不是以「大陸」、「對岸」、「中共」等詞彙模糊掉台灣與中國互動關係的本質。

2.     嚴謹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影響台灣的民主進程和國家地位。

3.     提出一份新的台灣對中關係研究綱領，替代已漸失洞察力的傳統兩岸關係研究。

十多年來，追求典範轉型的過程艱難而緩慢：中國影響力已根深蒂固而難以撼動，一開始，直視中國的代價是被忽略或遭受審查；學術既得利益，有認知心理的黏著層面，也有制度和物質的支撐；學術成果積累緩慢，而需號召更多有見識和「學術勇氣」的同行加入這個事業。同時，這個學術視野，也長期缺乏足夠學術資源的挹注支撐。

長久以來，台灣學界和公共領域，存在一條「不直稱中國」的潛規則。這是大中華文化霸權的具體展現。中共政權和國民黨政權在這個節點上是合謀者。我們2003年在國立清華大學成立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是台灣第一個以「中國」為名的同類型學術機構。當年提出中國因素，經常遇到質疑：為何不用「中共因素」，而是用中國因素？台灣媒體配合中國統戰宣傳的協力行為，「主要是資本因素，何須強調中國因素？」

十年來，環境逐漸改變。2012年的反媒體巨獸壟斷運動，在街頭掛出「正視中國因素」布條。2014年，太陽花運動一舉沖垮國共合作平台。香港爭取普選權和自由的抗爭導致中國無情鎮壓，港版國安法提早終結「一國兩制」。中國在新疆的高壓作為也被揭露。從2018年開始，美國對中國打貿易戰和科技戰，美中對抗的格局日漸成形，新的地緣政治經濟結構正在塑造之中。諸多國內外事件都衝擊著台灣的民意、政局和學院氛圍。同一期間，愈來愈多的青壯世代學者投入中國影響力研究。筆者所屬團隊在2017年出版《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2021年出版日文專書《中国ファクターの政治社会学——台湾への影響力の浸透》和英文專書China’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do-Pacific，都是這些年集體努力的珍貴成果。同一階段，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研究的導向也發生轉變，聚焦研究中國崛起後導致的「全球中國」擴張行為。英語世界關於中國影響力，除了期刊論文，專書開始大量出版，台灣也翻譯不少。在中國對外認知作戰方面，台灣學界已開始累積論著。在公共領域，中國因素、在地協力者、資訊戰、認知作戰等詞彙已成為媒體日常。民間智庫如經濟民主連合、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扮演對中識讀和知識公共化的角色，並進行國際合作。

《銳實力製造機》是上述英文專書的翻譯更新版。本書以台港案例為基礎，對相關現象做了充分整理，進一步嘗試將此分析架構應用到印太地區。在此延伸分析的過程，我們必須注意，中國將港台視為其核心利益，已牢牢掌握香港的主權和統治；對台灣則宣稱擁有主權，並且不放棄武力統一選項。因此，港台個案和世界各國有一項根本差異——中國對其他國家並不宣稱擁有主權（南海爭議是一個例外，但其爭議本質也和中國對台主權宣稱不同）。但中國對外施展影響力，其戲碼卻具有共通性和推廣性。港台個案既可供世界借鑑，也可幫助解析中國影響力在全球的運作。在本書各章清楚指出，曾經在港台發生的中國干預內部事務的事件，都曾經以類似方式發生在其他國家。

中國因素激發出了香港本土力量。（美聯社）

盤點中國影響力

本書第一章提出路線圖和一份盤點中國影響力的清單。筆者界定了中國以商業模式做統戰的策略，提出中國影響力的三種操作模式（外部強制、內部滲透、侵蝕邊界）和五個議題領域（選舉、媒體、觀光旅遊、宗教和影視娛樂業）的控制機制。最後比較中國全球影響力的三種類型：地緣政治對抗、銳實力滲透與威權擴散、地緣政治經濟合作。

第一部分兩篇論文將中國對外施展影響力的源頭放置到歷史脈絡。孔誥烽追溯「一國兩制」的歷史起源，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造民族國家過程中，試圖吸納同化前清帝國邊陲（西藏、香港、台灣等地），而「發明」出來的策略。 吳叡人則追溯東北亞島嶼邊陲地帶的特殊地緣政治結構，提出「複數中心共同邊陲」的分析架構，來解釋香港和台灣邊陲民族主義的形成。大中國國族中心主義的一國兩制戰略設計，和遭受中國壓力而起的邊陲民族主義，構成了相互拮抗的結構張力和拉鋸，也為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鋪陳了歷史鬥爭的舞台。這兩章讓本書具有歷史透視和比較殖民的視野。

第二部分包含台港個案共八章。在選舉議題方面，吳介民和廖美以實證統計分析「九二共識」輿論戰，對兩次台灣總統選舉投票行為（2012和2016年）的不同影響力。根據對經驗證據的詮釋，太陽花運動是歷史轉捩點，它讓國共合作平台破局，也戳破「九二共識」神話。對比之下，中國對香港的選舉干預遠比台灣直接而深入。馬嶽詳述了從1991年到2016年八屆立法會選舉的軌跡，中國政府在其中四次改寫選舉規則，在2016年之後連續多次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中聯辦動員在地協力者組織親中勢力，與本土派抗中情緒的興起相互激盪，使香港的政治光譜呈現兩極化。

中國利用觀光業施壓，香港、台灣、日本與南韓都領教過這個招數。蔡宏政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中國團客一條龍的商業模式，以及背後的政治邏輯；他指出中國對台統戰的「經濟一條龍」和「政治一條龍」乃是一體兩面的總體戰略。陸客大批進入香港和台灣大約是在同一時間，但運作模式不同。2003年香港與中國簽署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但直到2009年推出「一簽多行」才讓陸客自由行湧入香港，徹底改變香港餐飲業和零售業的生態，同時也衍生了「搶購奶粉」、「雙非嬰兒」等事件。葉國豪詳細解釋這個演變過程，指出中國利用旅遊業功能界別選舉多年來扶植了一個協力者網絡，並且建構出經濟上依賴中國的論述。而龐大陸客對香港生態的衝擊最後也引爆了反制陸客的「光復行動」。抗爭之後，港府雖對自由行和雙非踩剎車，但為時已晚，中國因素已激發出香港本土力量。

中國對境外媒體的操控模式不同於俄羅斯。根據研究，俄羅斯主要採取直接跨境網路操作。2012年，俄羅斯在聖彼得堡設立內容農場Internet Research Agency（網際網路研究機構），進行跨境雲端操作，曾對烏克蘭展開攻擊。IRA的運作如同一家數位行銷企業，早在2016年之前就瞄準美國大選，在美國註冊大量社交媒體帳號，煽動美國社會的種族矛盾，並賣力敦促黑人不要投票，此乃銳實力的典型案例。中國對台灣的媒體控制，結合了俄羅斯模式與中國特色。中國特殊之處是培育眾多在地協力媒體和協力者網絡來執行資訊戰。黃兆年指出，中國除了對台營造不對稱經濟結構，也建構了不對稱資訊結構。他剖析中國在台灣的發行、廣告和資本等層面都部署了協力機制，從中塑造出的「外導型自我審查」成為媒體的日常行為。在關西機場事件中台灣已經見識到中國對台灣媒體操控的巨大爆發力。然而，中國猖獗的媒體控制行為也引發公民運動的反撲，和政府的防範與較認真的執法（例如，2020年11月，中天新聞台因「違規紀錄嚴重」、「內部自律機制失靈」等問題被NCC作出不予換照決議），最後也讓台灣公民的媒體識讀力產生一定程度的提升。

台灣、香港和韓國藝人都吃過中國苦頭。台灣藝人不斷被要求表態「反台獨」、支持「中國統一」，這類事件已經成為藝人尋求中國市場的日常表演。香港藝人如葉德嫻因支持雨傘運動被列入黑名單；「影政雙棲」的成龍則公開反對雨傘運動。韓流在韓國部署薩德飛彈爭議中曾遭中國報復性抵制，規模之大讓人瞠目。然而，中國網民獵巫的行為邏輯卻未曾被清楚揭露。中國控制影視業有何制度特色？獵巫行為和制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廖美解答了這兩個問題。中國民族主義網民的出征行為，是在國家和資本互動下的產物：國家鼓勵國族主旋律，娛樂業資本則極力搭配政策賣力產製此類產品，終而培育出一大批盲目愛國網民，四處獵殺「涉嫌台獨」的台商與藝人，這種癡狂的集體行為會失控，例如有一位在台灣參加研討會的中國學者竟被誤認為台獨支持者而遭圍攻。中國網民出征，最新案例有對泰國藝人的「港獨獵巫」，結果引發網路上「奶茶聯盟」抗中行動。

香港的故事和台灣不一樣。李家盈解釋了香港本地電影的衰落。在當代華語電影史上，香港曾經引領風騷。但香港電影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走下坡，原因是1980年代以來海外市場式微和台灣資金撤出。2003年簽署CEPA之後，整個香港電影格局發生巨變，中國資金和市場允諾了香港電影業的第二春，眾多從業者對合拍片趨之若鶩，因為合拍片在中國市場不被視為外國電影，免除了配額限制。但中國市場也虹吸了香港電影的靈魂。資金與審查乃一體兩面，香港影業無法倖免；甚且不少香港藝人成為中國各級政府政協委員，而扮演起協力者角色。審查帶來深遠影響，合拍片當然不允許「危害國家統一」，然而更要命的是，不能拍鬼怪、黑幫等主題，而這些主題正是香港電影強項。香港電影興衰史與中國市場的關係固然有獨特性，但回顧好萊塢對中國市場的曖昧屈服，在在顯示中國影響力在全球影視界的威力。

中共信奉唯物論，但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權術的化身，懂得結合傳統宗教力量和物質誘因，進行宗教交流和意識形態控制。民間宮廟是台灣地方信仰中心，也是基層政治的樞紐，眾多信眾有潛力成為選票來源。因此，宮廟成為中國統戰工作的重點目標，宮廟頭人也成為中共爭取的對象。鎮瀾宮西進的時間點，與中國開始對台執行間接影響力的時機吻合。古明君和洪瑩發詳細描述了1970年代以來台灣媽祖信仰的生態演變，以及中國媽祖信仰復甦的「台灣因素」。跨海峽做媽祖信仰，建構了進香網絡、人脈關係和金脈流動，也讓中國黨政機構可以長驅直入台灣基層社會。

台灣藝人不斷被要求表態「反台獨」、支持「中國統一」，這類事件已經成為藝人尋求中國市場的日常表演。（合成照片／取自微博）

獨裁勢力在民主世界悠遊

本書第三部分延伸到印太地區，包含東南亞、南亞、中亞和澳紐四章。過去二十年，中國在印太地區的直接影響力和間接影響力節節升高。印太地區和港台個案之間有許多相似點：第一，利用種族血緣關係與人脈建立影響力。中國從華僑社群和華人移民建立在地協力者網絡做跳板，收買媒體（包括施壓廣告主）、政治人物、科技業、甚至學界（此舉在東南亞和澳洲很突出；澳洲近年來大學招生也高度依賴中國留學生市場）。 「和統會」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門直轄的全球組織，以華僑社群作為切入點，建立第一層在地協力者網絡，打入當地社團、媒體和政界，進而影響政策的作為早已惡名遠播。此佈局在澳紐極為成功。

馮崇義與凱大熊將澳洲遭受中國金錢攻勢——曾任澳洲和統會會長的中國商人黃向墨居功厥偉——之後的內傷做了詳細說明：中國的獨裁勢力利用西方社會的開放與自由，深入這些國家收買政治人物，最後結果是「讓獨裁勢力悠遊於民主世界」。因為重傷害，澳洲反撲力道也相對大，數個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快速通過。伴隨著新冠肺炎起源的爭議，當澳洲試圖擺脫、舉發中國惡性影響力時，中國便強悍執行對澳洲經濟報復，如經常對台灣所為，及當年對待韓國一樣。對比之下，南亞地區稀疏的華裔人口就讓中國透過華僑社群建構影響力模式難以施展（見第十三章）。

第二，中國善於建構經貿關係作為推動對外政策的槓桿。統計顯示，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到2020年，中國市場對印太區域具有強大吸引力，許多國家出口市場開始大幅度集中在中國，澳洲、紐西蘭、寮國、緬甸等國皆有倍數成長，再來是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參見第一章圖4）。對比之下，中國與台、韓、日的貿易關係，早在2008年之前已呈高度互賴狀態。澳洲對中國市場攀升的依賴度也讓北京獲得了經濟抵制的槓桿。

第三，港台被中國宣稱為核心利益；印太地區則是「一帶一路」的發展重點，也位居中國對外發展的戰略要地；但中國與東南亞有南海爭議，與印度有領土爭議。因此，莊嘉穎指出，在東南亞，爭取中國一帶一路投資和抗拒中國在南海擴張的兩股動力，形成曠日持久的拉鋸；近年，在美中對抗激化之下，東南亞國家更顯得左右為難。中國對南海主權的聲索與軍事行為，其性質不同於對台關係；而試圖在美中之間玩平衡遊戲，新加坡最為典型。新加坡華人比例雖高達75%，但中國試圖經營宮廟和宗親會組織以獲致影響力的成效不如港台。

南亞也是中國的戰略要地。中國多年來不斷在南亞擴張影響力，因此勢必與國力日漸提升的宿敵印度產生地緣政治博弈。巴吉帕義指出，在一帶一路佈局下，中國擘畫中巴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就是為了擺脫「麻六甲困境」，因此在巴基斯坦建設瓜達爾港，在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和孟加拉的基礎建設也與此布局相關。然而，一帶一路建設給這些國家帶來沈重債務。2017年，斯里蘭卡因無力償債，讓中國獲得漢班托塔港九十九年經營權，就引起印度和西方國家高度警戒。中巴經濟走廊也讓巴基斯坦外債倍增。如今，印度是南亞地區抵抗中國影響力的核心，先後推出「鄰國優先」和「東進政策」。東進政策使台灣浮現在印度的地緣政治雷達螢幕，在美中科技戰催化下，印度對引進台灣半導體產業產生了極大興趣。

第四，中國推行一帶一路，不只是貸款給周邊開發中國家（因而造成「債務陷阱」），同時也導入大量國企和工人，並和當地政治人物建立起親密關係以擴大中國的影響力。中國經營一帶一路的一條龍模式，和對台輸出陸客一條龍，有著微妙的共同點：當地人賺小錢；中國人拿走主要利益，並造成生態問題。因此，熊倉潤指出，中亞國家，尤其是哈薩克，發生了嚴重的「恐中情緒」：中國企業搜刮土地、中國工人蜂擁而至、掠奪資源、官員與中國勾結貪腐。中亞是舊蘇聯帝國的勢力範圍，現在中國勢力進入，使中亞地區成為中俄強權的博弈之地。2022年9月，習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後出訪第一站就是哈薩克，並在烏茲別克跟俄國總統普丁會面，在俄國侵烏戰爭方酣之際，中俄的博弈和合作在中亞熱烈展開。

第五，如同在香港和台灣，中國介入各國的內政和選舉。本書個案研究表明，澳洲（馮崇義和凱大熊）、柬埔寨、菲律賓、緬甸、馬來西亞（莊嘉穎）都有中國操作選舉的足跡。中亞諸國則布滿親中政權與權貴（熊倉潤）。南亞地區一些政治領袖也都因親中疑慮而下台（巴吉帕義）。作用力帶來反作用力。在我們研究的每個國家，都出現了反撲中國因素的行動。

中國影響力歷史尚未終結

黎安友總結了中國影響力在全球導致的反撲，對本書各章所整理的反作用力有畫龍點睛之效。他歸納了各國社會與政府對中國影響力反撲的動機與形式，主要有六個模式（導論章最後的分類與之呼應，但黎安友的分析更全面）。黎安友主張，目前中國影響力仍處於序幕階段，中國仍在學習與調適如何施展影響力，因此這場歷史性拉鋸戰的最終結果尚未明確。中國的學習與調適，可說是對中國因素反作用的反作用力。同時，他把本書的問題意識做了反向操作：從世界各地觀察到的教訓，能夠套用到香港與台灣的案例嗎？黎安友認為不可能，因為不論北京如何參照各國反撲經驗，調整對港台行為模式，也無法改變中國影響力對港台自主性構成實存威脅的事實。原因清晰可見：中國對港台主張全面性的領土主權，並企圖改造這兩個社會，如同對藏人與維吾爾族。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改造香港人的措施已昭然若揭。最近，中國外交官開始公然提倡「統一台灣」之後，要對台灣人實施「再教育」。

近年，中國經濟明顯下滑，創新型成長動能不足，人口總量已過了巔峰並快速老化，高科技遭美國抵制，這些因素勢必日益損耗它的國力。因此不禁讓人疑惑：既然中國實力走衰，台灣為何還要如此防衛中國威脅？首先，中國總體製造業實力仍然不可小覷（台灣自己在早期促成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扮演關鍵角色）。從經濟實力下滑反應到軍事實力，會有時間差。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仍在往高峰走，而且習政權擺出圍台恫嚇的實彈軍演，使中國威脅變得更加可信。假設北京圖謀利用國力時間差，很可能在最近五到十年內鋌而走險攻擊台灣，台灣必須在國防、民防、社會抵抗韌性上做出十足準備，否則無法展現防衛決心來嚇阻中國冒險。退一步說，即便中國在美國圍堵下，無力挑戰美國全球霸權，它所累積的軍事力，也足以讓西太平洋國家日夜難安，猶如冷戰年代蘇聯控制東歐，威脅西歐安全的局勢。

無論世局如何演變，全球對中國影響力的認識與研究，已經成為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的主題。台灣在這場研究中國影響力的學術典範建構上，不但沒有缺席，而且做出了前沿的貢獻。《銳實力製造機》是研究中國因素的學術教材，也是識讀中國影響力的國民教本。我們希望本書已經在知識與常識之間，做出了最佳的平衡。

普利摩．李維諄諄教誨，「我們通常所謂的『了解』，就等於『簡化』」。抗拒簡化也是學者的天職。在處理影響力操作這個本質上是灰色地帶的現象，我們衷心期待讀者可以欣賞我們以嚴謹的社會科學論證來分析在輿論市場上認為黑白分明的「事實」。

※本文為《銳實力製造機》中文版序論／左岸文化出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研究員，著有《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合編China’s influence in the Centre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do-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2021)、《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台北：左岸，2017），《「中国ファクター」の政治社会学──台湾社会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の浸透》（東京：白水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