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一中終於開出關鍵的人事名單，普遍意外的是「團派團滅」。李克強、汪洋都還只有六十七歲，符合以往「七上八下」的傳統，但卻雙雙中箭落馬。至於另一位同屬團派的胡春華，原本被當成「儲君」，這次不只沒能入常，連政治局委員也進不了。而團派的精神領袖胡錦濤，更在眾目睽睽下被「請」了出去。原來，清不了病毒的零，只好把團派給清零了。但除了集權以外，這還有什麼意義？

其實，中共二十大前發佈《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規定》，而其重點實在於「能下」。用諸如政治能力不過硬、理想信念動搖、擔當和鬥爭精神不強…等15項規定，為瓦解「七上八下」而預做準備。但十九大時早已有未滿六十八歲的政治局委員無法連任，所以這次只是把打破七上八下的範圍延伸到常委而已。

可見習近平的邏輯是一致的。無論客觀規定與傳統如何，只要持「異見」者，必去之而後快。之前部份推論認為，由於當下中國面臨艱鉅困難與變局，所以習會將權力與其他派系共享，並將負責經濟與行政的國務院總理與副總理保留給團派。李克強已連任兩屆總理，故必須卸任，但未滿六十八歲，故推論李會循李鵬前例出任人大委員長。總理則由汪洋繼任，胡春華則升任第一副總理並且入常。

這種評估雖與現實不符，但卻是合理的。因為考慮眼前的困境與習已到達權力頂峰，實在沒必要全部都是國王的人馬（all the king’s men）。讓其他派系分享權力，不僅可以由專業掌管自己不擅長的項目，進而坐享其成，失敗了也能推卸責任。但這種推估與現實不符，其實有幾點原因：首先由於中共實行「議行合一」（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統一）制，人大在憲法中既是最高立法機關，也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高於國家主席代表的行政權與最高人民法院代表的司法權。就像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人大委員長萬里正出訪美加，在趕回中國時卻被江澤民留置在上海六天，錯失召開人大常委會以解決學運的良機。

換言之，人大常委會其實能夠推翻國家主席的決定，因此人大委員長絕對必須是習近平信得過的人選，而十九大時就由習的「鐵哥們兒」栗戰書出任人大委員長。

其次，團派在經濟上具有話語權，如果又在七席常委中佔了三席，就有與習分庭抗禮的能力。當然，以往曾有以增加常委人數來稀釋某派別影響力的作法，但對習而言不只緩不濟急，而且無法治本與根除。習在二十大報告時反覆強調「安全」，反映出高度的不安全感與缺乏自信，當然無法容忍權力核心中的不同意見者，「不同」不再是意見的表達，而是路線的鬥爭，當然得斬草除根。因此胡春華既未入常，更未入局，連明年兩會是否能續任副總理，都還尚待觀察。

這種互鬥的狀況可回溯到毛澤東。毛曾抱怨國務院主管經濟的陳雲、李先念…等拿一大堆他看不懂的數字壓著他，讓他無法插手經濟事務，只能乾瞪眼，坐視大權旁落。毛當然不懂經濟，但打跑了國民黨、拿到了天下，巨大的成功讓他「頭腦發熱」到近似「打雞血」，自認為不只可以打天下，還能治天下，更能夠用觀念鼓動群眾，扭轉生產力必須循序漸進的鐵則，讓中國能快速「超英趕美」。但這種用高度政治手段來干預經濟的作法，被證明徹底不可行。

馬克思所謂的「下層基礎」雖然包含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者間存在辯證關係。但單靠改變生產關係就能使生產力迅速提高，其實有一定程度的極限。否則，如果單靠鼓動群眾就能超英趕美，唯物論乾脆改名叫觀念論算了。

習近平的邏輯是一致的。無論客觀規定與傳統如何，只要持「異見」者，必去之而後快。（美聯社）

習近平雖沒打過天下，但早年隱忍裝呆、不做不錯，最終在眾多競爭者中靠不同派系的恐怖平衡能才出線。本來照黨內不成文規定，元老們對習得「扶上馬、送一程」，有一定牽制作用。但胡錦濤因深受江澤民架空與掣肘，所以寧可裸退也要把江給拉下馬，為習開啟了毫無元老牽制的新局。加上習是血統純正的紅二黨，又與軍方素有淵源，且深知黨紀大於國法，靠中紀委肅貪，既得民意支持，又快速肅清政敵而集中權力。

但成為總書記其實遠出乎習近平意料之外。不過掌權的過程雖有波折，卻都能迅速排除，當然會讓習培養出過度自信，認為天命在己，自以為只要按自己指示實行，凡事就都能順利。但在權力核心群中，仍然有在經濟問題上和他唱反調的團派。當習說中國已經脫貧，李克強就說有六億人月收入只有一千人民幣。所以習對眼前困局的理解是，因為團派沒有徹底實踐他的意志，才導致目前的瓶頸，只要換上徹底執行自己意志的人，就能迎刃而解。李強上海封城把經濟搞砸，蔡奇北京驅逐低端人口而民怨沸騰；但對習而言，那都是忠誠執行習的命令。如果不給獎賞，以後還有誰會執行習的旨意？經濟困難算什麼，毛澤東不是說過「只要核子，不要褲子」？為了中國復興的偉大目標，人民幣貶值、GDP衰退又有什麼關係？只要讓人民勒緊褲腰帶，熬一下不就過去了？

這種極端左傾盲動的冒進主義，其實是中共「寧左毋右」的傳統。也就是在面對政治路線正確與知識技能專精的選擇下，最理想的應該是「又紅又專」，兼具政治正確與知識專精。但在無法兼顧下，中共的傳統是寧可放棄知識專精，也要堅持政治路線正確。從這個觀點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對西方知識與技術的引進，都只是權宜之計；而根據這些知識與技術來治理國家的專業官僚，只不過像是傳統大戶人家的管家，總有一天要把產業交還到大戶家人手裏。對中共而言，專業經理人雖有知識與技術，處理日常事務或代班也就算了，但決策與重大事項絕不能與大股東意志相悖。這次團派被清零，就徹底反映了這種心態。

問題是，寧左毋右的結果會是什麼？周恩來在大躍進高峰時曾用了一個相當生動的譬喻，他說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兩條腿走路」，鼓動群眾的同時，也需要有專業的領導。就像人，單靠一條腿是走不了路的。現在把團派的專業技術官僚給完全清零了，就像只剩下一條左腳，必然左支右絀，想要走得長遠是絕對不可能的。就像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導致生產力極端低下，毛被迫退居二線，而為了奪回權力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最終導致國家幾近分崩離析的劫難。

現在呢？習近平提拔了李強、蔡奇、丁薛祥、李希，是因為忠誠，而不是專業。所以之後所有重大的經濟決策都會像處理新冠肺炎一樣，都要由習「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只要沒有習拍板定案，一切經濟問題都只能原地踏步，那麼自然一切都要由他負責。但習雖有博士學歷，卻與經濟無關。且其求學過程因其父被鬥倒而被當成黑幫子弟，又因文革時知青上山下鄉而中斷學業，其真實學力恐怕僅介於小學與初中之間，無法理解複雜的經濟問題。他唯一能用、會用的方式，不外是文革式的發動群眾。但群眾其實是具有兩面性的，當沒人振臂高呼時，群眾只不過是畏首畏尾的群鼠；但如果有人敢冒險給貓掛上鈴鐺，在觀察確定貓已經難有所作為後（也就是「讓子彈飛一會兒」後），鼠群瞬間就會撲上身來…

這就像文革期間，毛澤東曾到武漢調解兩派造反群眾與軍隊間的矛盾。但最終被迫離開時，通常只搭火車的毛只能搭飛機逃離，可見情勢危急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而最終文革的亂象只能靠「軍管」解決，所以掌握軍隊的林彪才能坐大。但如果最後軍隊也不受指揮了呢？接下來的，恐怕會像是1989年羅馬尼亞的西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吧？

至於團派呢？別忘了胡錦濤裸退是用來逼迫江澤民不再干政的籌碼。所以團派究竟是被全殲，亦或是因力不如人，故避開與習的直接鬥爭。再加上因為不看好美中衝突的未來，索性將挑子全部撂給習，讓習一肩承擔所有成敗之責，而靜待變化以徐圖未來，恐怕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畢竟，只要未來要面對實際困難，就需要專業技術官僚。就像文革末期，毛澤東為什麼要讓鄧小平二次復出；而蔣經國在歷經以政治干預經濟的上海「打老虎」失敗後，也懂得尊重經濟事務的專業與自主，也才有後來孫運璿、李國鼎…等人與台灣經濟成長的佳話。

而且更重要的是，「將欲奪之，必固予之」，這本來就是中國式權鬥的謀略傳統…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