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開始，由美國所發動、針對最具威脅性的競爭對手中國所發動的「斷鍊」（Decoupling）行動，為全球開啟了美中兩國爭奪技術霸權為核心的新冷戰，以及所謂「科技地緣政治」（Geo-Technology）的時代。由於中國經濟與科技實力快速崛起，迅速縮短與美國為首的民主體制先進國家間的技術落差，使得先端技術（Emerging Technologies）的研發與保有，進入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地緣政治秩序「霸權」是否發生徹底改寫的階段。

先端技術之於國際政治、國家經濟與產業的盛衰榮枯，乃至於對國防安全保障至關重要。美中關係明確轉向「對峙」之後，日本意識到「科技地緣政治時代」已經來臨，在自民黨政治家與經濟產業省（以下簡稱經產省）主導下，2018年在內閣府「總合科學技術創新會議」 註更多 總合科學技術創新會議（Council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為內閣府之常設機關，在日本科技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具有橫跨各省廳業務職掌的統合型「司令塔」功能，相似於台灣行政院之科技會報。制定日本年度科技研發政策的「統合創新戰略2019」中，正式開啟「經濟安全保障」作為日本核心國家戰略的大型政策與法律改革序幕。 註更多相關公開資料，可參考保坂伸<経済安全保障の動向と外為法の改正について>，https://www.rieti.go.jp/jp/events/19112101/pdf/p-2_hosaka_presentation_ja.pdf。

經濟安全保障：關鍵技術的認知、保護與育成

「統合創新戰略2019」為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大政策擬定結構性的圖像，主張在科技地緣政治時代，政府必須大規模提升對於先端與關鍵科技的掌握及管理能力，具體政策區分為三個範疇：一、以「認知」（知る）作為監管的前提，掌握國內產業所保有的關鍵技術與全球供應鏈的關係；二、「保護」（守る），全面改革監管組織並進行法規修正，防止關鍵技術流出；三、「育成」（育てる），結合產官學資源規劃產業政策，鼓勵投資主宰科技地緣政治時代的關鍵技術。

在中央政府組織改革上，日本自2018年起著手建立對「經濟安全保障」的整體國家戰略具有從法政策立案（相當於台灣行政院或部會擬定的法律案），到水平統合各部會業務功能的司令塔組織：2019年進行國安會組織改造，在相當於國安會秘書處機關的「國家安全保障局」中，仿效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執掌技術、國安事務的組織編制，創設「經濟班」，以強化國安會對於經濟安全保障事務的統合管轄能力。此外，中央政府相關省廳的經產省、外務省及防衛省亦分別在2019至2020年間，創設統合技術與國安政策的跨部門組織。2021年岸田政權成立後，以「經濟安全保障」為政策核心，除了推動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法案」的包裹修法，更進一步集中行政資源，在內閣設置「經濟安保大臣」這個內閣首長職，統合執掌經濟、技術與國安事務。

為了保障日本所擁有的關鍵技術施策，阻攔經由各種途徑非自願流出，經產省與內閣情報機關先針對過去技術流出的實例，進行分析與分類，歸納分類為：「貨物與技術輸出途徑」、「外資投資或併購模式取得途徑」、「大學或研究機構之研究交流途徑」、「技術人才挖角模式」、「經濟間諜模式」、「網路空間攻擊竊取模式」，以及「外國不當產業政策或強制外資技術轉移模式」等七大類型，並在近年內針對各類型的技術流出，進行一連串的修法與政策補強改革。 註更多詳見公安調査廳（隸屬於法務省，是日本主要的情報機構之一）<経済安全保障の確保に向けて：技術、データの流出防止>，https://www.meti.go.jp/policy/anpo/daigaku/seminer/r3/psia.pdf。請參見下表。

日本技術領先　失落三十年

然而，自2018年起以「經濟安全保障」作為日本國家核心政策至今，學者評價指出，相關政策的推展過於集中在「保護」，亦即修法以防止日本所擁有的關鍵技術外流， 註更多關於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之推展，優先集中於「保護」關鍵技術，相關討論可見東京大學鈴木一人教授，<岸田政権の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まずは「守り」のツール整備か>，https://www.nippon.com/ja/in-depth/a07901/。以及相對於此，針對關鍵產業與技術的「育成」政策，大多處於政策討論與研議階段。

因此，自2019年開始，由經產省積極主導並促成，甚至修法通過可謂日本產業政策史上，首開「鉅額補助」外資企業先例的台積電與索尼合資案，在九州熊本設廠案，成為「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中極為醒目的焦點，在日本國內掀起了大規模的政策討論。 註更多「特定高度情報通信技術活用系統之開發供給及導入促進法」（通稱：5G促進法）在2021年12月通過、2022年3月1日施行。台積電的熊本投資案率先取得4,760億日圓補助金後，經產省又陸續宣布透過同筆特別預算與5G促進法的法源基礎，補助東芝系的鎧俠（Kioxia）與美商威騰電子（Western digital）929億日圓，強化NAND記憶體的國內生產，以及補助美光（Micron）廣島廠（舊日本DRAM大廠爾必達的核心事業）465億日圓，強化DRAM記憶體的國內生產。相關過程請參見下表。

在全球化時代中，日本經歷了「失落的三十年」，日系企業喪失優越性技術的領先地位，電子、汽車等主要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走向衰微與邊緣。新的科技地緣政治秩序時代展開，世界政經秩序今後將重返「冷戰結構」，關鍵技術主導國家的經濟產業榮枯，預期將回到由地緣政治所主導的格局。尤其是美國所主導的關鍵技術產業，重新往具有共同價值與信賴基礎的同盟國轉移；曾經歷二十世紀冷戰時代、作為冷戰最大的「既得利益經濟體」的日本政府與企業，自然充滿期待。

然而，日本科學技術乃至經濟產業是否可望起死回生，關鍵仍取決於僵固的官僚國家與老態龍鍾的日系企業，是否能夠拋卻並扭轉導致深陷「失落的三十年」的諸般結構性因素。在日本經產省2021年6月公開的「半導體戰略」資料中，開宗明義表示，若現狀持續不變，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將於2030年遭致「半導體產業全滅」的命運 註更多詳見經産省<半導体戦略（概略）>，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6/20210604008/20210603008-4.pdf。。日本半導體產業在1980年代領先國際，如今何以衰落？經產省在同份資料中列出五大原因。

第一，1980年代開啟的美日貿易戰導致日本記憶體產業步入衰退。第二，1990年代後期開始，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走向設計（Fabless）與製造（Foundry）的水平分工模式，而主導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日本各大綜合電機會社，堅持從設計到終端產品仍由內部垂直分工體系完成，巨大的成本支出，加上無法有效率地選擇集中發展特定部分，導致日系半導體全面衰落。第三，1990年代後期以降，日本政府與企業的研發投資陷入嚴重的日本內部本位主義陷阱，造成從研發、設計、製造到設備，都與全球化的數位產業生態鏈格格不入。第四，二十一世紀以後，電腦、網路到智慧型手機問世後，主導世界經濟走向數位化，但日本產業並未跟上數位化的潮流，企業對數位化產業的投資低迷不振，終究導致日系電子機器遭到淘汰，數位產業市場全面由海外品牌所獨占。第五，泡沫經濟崩壞後日本企業規模走向縮小，無法因應半導體產業在摩爾定律 註更多英特爾聯合創辦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在1960 年代提出摩爾定律（Moore's law），認為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大約每兩年就會增加一倍，以增強運算能力；想增加電晶體數目，必須做得更小，製程技術必得提高。下，激烈的淘汰生存戰所需要的資金投資，而新興的台灣、韓國與中國半導體產業受益於政府從補貼到減稅等政策性支援，導致日系半導體產業徹底敗北。 註更多資料來源同註6。其他相關討論，可參照西村吉雄《電子立国は、なぜ凋落したか》，（2014，日経BP出版）。

日本為何獨鍾台積電？

在「經濟安全保障」的政策下，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再生戰略」為什麼集中資源，瞄準日本過往不曾擁有過優勢的邏輯半導體晶片製造？ 註更多日本擁有的最先進邏輯晶片生產能力，停留在瑞薩電子（Renesas Electronics）所擁有的40奈米製程生產線，主要供貨日系汽車產業之車載晶片。又何以獨鍾於「誘致」台積電赴日生產邏輯半導體晶片呢？

經產省的解釋是，首先在科技地緣政治的時代，先進製程邏輯半導體製造能力，關乎日本產業是否同時取得經濟安全與保障兩個面向，也就是「戰略上的自律性」及「戰略上不可或缺」的關鍵。在促成台積電赴日設廠上，經產省主張日本存在三個優勢：首先，日本在半導體製造裝置和素材產業的技術仍居領先地位；其次，日本具有地緣政治上位置的優位性；最後，日本政府對促進數位化展開投資的財務槓桿。然而，若審慎分析以上三個條件，日本具有領先優勢的先端素材和製造裝置商在供應鏈中並不具主導地位，反而正面臨日系素材和設備商在就近投資設廠考量下，加速外移到台灣、韓國等地的Foundry先進製程製造與研發中心。至於日本政府願意大膽出資亦不稀奇，從美國的晶片法案（CHIPS Act）到歐盟與中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計畫來看，世界主要強權國家皆願意豪擲更高額的財政資源，以取得Foundry落地生產的能力。因此，日本唯一僅存較具說服力的籌碼，實質上只有地緣政治上的優越地位：科技地緣政治上位處半導體製造核心地帶的東北亞區域，但地緣政治上相對「安全」，可資移轉與分散邏輯半導體先進製程高度集中於台灣所存在的風險。 註更多本文截稿前夕，《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台積電尋求降低地緣政治風險，考慮擴大在日本的投資之計畫，詳見："Chip Maker TSMC Weighs Expansion in Japan to Reduce Geopolitical Risk”, 2022/1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p-maker-tsmc-weighs-expansion-in-japan-to-reduce-geopolitical-risk-11666170453。

半導體北進：台日邁向「晶片與血的同盟」？

在了解日本政府基於「經濟安全保障」的產業政策思維後，台灣該如何思考自身的科技發展戰略呢？首先，繼續維持半導體製造據點高度聚集的地位，當然是科技地緣政治時代確保台灣追求永續生存與繁榮的關鍵，另一方面則必須認清當下面臨的內外挑戰，包括：美歐日等國家皆極力以政策手段重新取得半導體製造能力的外部因素，以及台灣半導體產業要繼續發展和擴張，亦面臨缺電、缺水、缺人等內部因素。因此，從台灣政策決策者的觀點來看，在確保最先進製程的研發與製造仍根留台灣的前提下，筆者認為邏輯半導體製造據點自島鏈向北往日本擴張延伸，具有三項利點：

第一、在日本進行生產據點擴張可以緩解台灣半導體產業現下已面臨三缺（缺水、缺電、缺工）的發展瓶頸，同時可以進一步擴大台灣企業以及由台灣半導體產業所主導供應鏈的規模。此外，台日地理上接近，製造據點沿島鏈北擴，可以大幅控制製造據點移轉與技術人才移動所附帶的障礙，以及產生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加上近年一再破底的日幣匯率、日本相對廉價的人力成本、高品質的技術勞動力等，都是台灣半導體產業得以成功擴張的有利因素。

第二、台灣與日本在半導體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中可以互補，台灣是最先進製程的研發與製造龍頭，日本企業則在半導體素材與製造設備上具有優勢，若是能夠消弭地理上兩國企業在研發過程的溝通成本與障礙，對於突破「摩爾定律」所面臨發展瓶頸的兩條可行路徑：亦即半導體前工程方面往兩奈米以下推進，以及半導體後工程方面往3D封裝技術的研發突破，台日合作都存在可資期待的發展空間。

第三、美歐國家重新獲取先進製程製造能力，已成科技地緣政治時代下的政策趨勢，必然對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上的優勢位置與主導角色造成挑戰。在今後美國究竟應以強勢規制工具主導供應鏈走向「國內製造」（Reshoring）或者「盟邦製造」（Friend-shoring）的政策拉扯過程中，台灣應謀求維持供應鏈的研發與生產製造據點，以台灣為中心的地理性集中趨勢，並且逐步放射性在亞太區域內擴張由台灣企業所主導的最先端研發與生產遊戲規則的影響力。換句話說，應極力避免技術與知識高度集中的半導體製造研發供應鏈重心，移轉至美洲或歐洲。在此地緣政治基礎的思考之下，產業存在互補而非競合關係，而利益一致的日本與台灣，即存在共同聯手遊說半導體的盟邦製造、並打造台日島鏈成為科技地緣政治時代「可信賴的半導體製造」（Trusted Foundry）中心的空間。

最後，即便諸多主客觀條件尚未成熟，台灣應該思考如何應用半導體產業作為積極的政策槓桿，為台灣的永續生存創造最大的機會。透過半導體製造據點自島鏈向北延伸，深化台日兩國間經濟與產業聯結的「物質性基礎」，藉由邏輯半導體製造供應鏈的連結，強化兩國在關鍵產業結構上的相互依賴與互利共生關係，最終促使兩國由經濟產業到國防安全保障逐步唇齒相依，形成「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反之亦然）」的「晶片與血（Chip and Blood）的同盟」 註更多「晶片與血的同盟」是筆者借用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鐵與血」(Iron and Blood)名言的新造語。，應為台灣可以思考的生存戰略方向。

※ 本文為《上報》與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企劃專題。文內省略若干學術格式，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見《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33期（2022年12月出版）。本文作者為京都大學法學博士，曾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專攻地緣政治經濟及相關法制議題，目前在日本智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