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掃平其他派系，一統「江胡」、一人獨尊後，缺乏派系制衡，又在軍委副主席人事上破格留任有實戰經驗者，並提拔針對台灣的原東部戰區司令。加上大量提拔軍工系擔任政治局委員，黨章中又載明堅持反對台獨。看來台灣似乎岌岌可危，隨時處於中共武力攻擊的陰影下。

其實1949年以來，中共沒有一天不想拿下台灣。因為它號稱驅逐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之後，建立了新中國。但台灣的存在就證明了中共未竟全功。對中共而言，作為封建與官僚資本餘孽的蔣幫逃到台灣，竟在美帝國主義保護下不只活了下來，還在歷史的意外與轉折點上走向了民主。這證明了漢文化除了專制之外，還有其它選項的可能，並對專制封建提出了反證與挑戰。加上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力大增而試圖進入太平洋與美爭霸，台灣更具有突破第一島鏈的地利之便。新仇加舊恨，再配合地緣戰略的考慮，中共當然非拿下台灣不可。

但想歸想，有沒有能力，以及是否能承擔敗戰的後果，才是真正的關鍵。中共建國後與週遭國家的戰爭，除了與越南的西沙與赤瓜礁小型海戰外，其他都是陸戰。更重要的是，這些戰爭全都是「有限戰爭」（limited war），事先都設定一定目標與停損點。而不是一定要把對方征服、非打個你死我活不可的「全面戰爭」（total war）。但如果要拿下台灣，幾乎不可能不打渡海戰爭；加上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悲慘實例不遠，這場戰爭如果爆發，對台灣必然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當然是全面戰爭。

而由於戰略想定與戰術運用完全不同於以往，加上可能損失重大，因此對中共最理想的策略是透過心理戰、認知戰與「第五縱隊」或「在地協力者」的裏應外合，輕裝奔襲，佔據政經要地，瓦解民心士氣，使台灣不戰而降。而台灣唯一的反制之道就是充份備戰，並且仔細分辨可能的內應，使中共正視渡海戰爭經驗不足與可能鉅大損失，且無從操作心理戰與第五縱隊而放棄戰爭。

某些政治人物主張兵凶戰危下，應和對岸談判。其實，「談判」本身並沒有錯。它是雙方在利益上的交換：釋出自己認為較不重要的利益，而從對手換來自己認為較為重要的利益；直到雙方達到在利益認知上有所交集，談判才會成功。但中共始終宣稱「只要接受一個中國，就什麼都可以談」。「什麼都可以談」看來是在談判內容上不設條件，似乎對台灣非常有利。但問題就在「什麼都可以談」之前，台灣得先接受「一個中國」的前提。

1949年以來，中共沒有一天不想拿下台灣。（美聯社）

而從賽局理論看，「一個中國」等於是在兩岸談判的主賽局之前先設立一個子賽局（sub-game），一旦接受了它，後續的所有談判內容（主賽局）都會被它（子賽局）所綁死。而且台灣要的不只是自由與富足，更要國際上的獨立國格，這一點正和「一個中國」相抵觸。雙方的主要目標既然相衝突，又怎麼可能達成利益交換？當然無從談起。

或許有人會用「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當例子，來證明還是有可以談的空間。但它之所以能被能雙方暫時接受，是因當時八九民運後的中共面臨西方制裁，急欲吸引台資、台商。更重要的是當時透過與台灣互動，還能稍微遮掩「天安門屠夫」的惡劣形象，所以台灣才能主張稍有迴旋空間的「一中各表」。

但隨中共國力茁壯，過去不得不接受的「一中各表」，就被棄置一旁，而被對中共更有利的「九二共識」所替代。因為「一中」這個名詞其實是被「各表」的模糊形容所界定。但「九二共識」則不只是時間上的精準，「共識」還代表雙方有共同見解與約定而具有強制性，毫無內涵上的模糊空間。

但習近平還不滿意，還把「九二共識」界定成「一國兩制」，強迫台灣接受對方既定且強制的政治方案。如此兩岸還有什麼可談？可以想像，雙方一坐下來，對方馬上要求承認「一個中國」（不承認，談判就破裂），接著就如同施恩一般，說台灣可以實行「一國」下的「兩制」。但眼見一國兩制的香港被整得像人間煉獄一般，台灣怎麼可能接受？所以除非中共放棄「一個中國」的前提，否則「什麼都可以談」就毫無意義。

談判既不可能，當然只能努力備戰。但某些政客高唱只要不挑釁對方，就能避戰。但問題是，究竟是誰挑釁誰？誰主動開啟戰端？中共從建國以來就想打下台灣，之所以未能實現，不是因為之前不對中共挑釁(照龍應台「鼓吹戰爭就是罪人」，一心反攻的老蔣不就是四處挑釁的罪人？)真正的原因其實是海峽天險與美軍介入，以及中共自身能力的不足。所以面對戰爭的最好方法是做好備戰，讓對方知難而退。而備戰，絕對不是挑釁。

但如果沒有戰爭，台灣就一定不會受害嗎？以和平統一而言，香港由於與中國接壤，不得不接受一國兩制；結果反送中之後，外資大舉轉移到新加坡，東方之珠蒙塵。而西藏〈和平協議〉所帶來的，則正好與字面相反。如果只是沒有戰爭煙硝，卻換來屈辱而任人宰割的「和平」，難道不是更嚴重的傷害？

不過還有一種雖沒有戰爭，但台灣仍無法免於受害的可能。那就是中國突然如前蘇聯一般土崩瓦解。而這在現實上並非不可能，特別是如果美中衝突持續增強，中國經濟徹底崩潰，人民為求活路導致戰端四起、四分五裂…，台商、台僑、台生…當然會受到程度不等的波及，而台灣過去在大陸的大量投資，與所受傷害當然會成正比。歸根結底，台灣與中國距離並不太遠，不可能不受到連帶影響。

同樣距離中國不遠的日本其實早有戒慎恐懼的準備，在80年代就曾研究如果中國動亂時大量人口外移的可能與影響。畢竟，日本歷史中早有「渡來人」：東亞的中韓越居民因戰亂或商業交流而遷移日本，帶來如水利、稻作等先進的農耕文明，甚至還因技術優越而介入日本政治(權臣蘇我氏就因與渡來人合作，而在與物部氏的權鬥中勝出)。但如今中國的人口高達14億，如遇戰亂外逃，負面影響恐遠遠大於正面。

而1970-80年代大量越南難民因恐懼共產政權(後期因經濟問題)而乘船出逃。根據聯合國難民署估計約有20萬至40萬人死於海上，實際出逃人數遠大於此。而位於週遭的台灣也曾受波及：澎湖的越南難民營延續了10年，甚至還曾發生越南船民因迷航而靠岸小金門，卻慘遭軍方屠船的「三七事件」。如果中國發生同樣的情形，出逃者只怕多到難以估計。台灣又該如何面對？

因此面對中共二十大的習皇集權，台灣不只要備戰，更要事先沙盤推演種種可能使台灣受害的非戰爭灰色地帶。孫子兵法早說過「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所以，杞人憂天絕對好過麻木不仁。而對台灣內部有部份人堅持：無論中共是否放棄一中原則都應和談，如果原因是民族情感，或當年大逃難所造成的恐懼陰影，都應該被理解與包容。因為情感就像味覺，是從小在不知不覺中養成，而難於改變。而恐懼的力量更為巨大，就像「疑心生暗鬼」一樣，不會因為對象的不確定，就不再害怕；反而會變成到處魅影幢幢，更加令人畏懼。

但人之為人，就在於可以透過自覺來改變已經習慣成自然的一切。味覺與情感當然都包含在內。而恐懼呢？其實它最令人害怕的是它自己，因為它讓人停留在自以為的幻覺中劃地自限、自我糾纏。而一個無法面對現實、正視恐懼的人，怎麼可能改變自己的處境與命運？同樣的，一個無法面對現實、保謢自己的國家，又怎麼可能受其他國家承認與尊重？而這不就是福澤諭吉說的，先有「一身之獨立」、才能「一國之獨立」的道理？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