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潤南的《商海雲帆》

今年十月，我們去法國旅遊時拜訪了萬潤南先生。這位當年鼎鼎大名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北京四通公司總裁，已流亡三十餘年，如今在巴黎郊區蒔花弄草，晚年只問花間閒事，林中栗子蘑菇成熟時。

老萬送了他的一本著作《商海雲帆──四通故事》給我。同為天涯流亡人，我記得老萬曾有詩雲：「但隨項羽學人傑，不過江東為鬼雄。」凡是拒絕回紅朝分一杯羹的政治放逐者，能夠奉獻給歷史和社會的，只有自己的回憶、記錄與寫作。

我正準備讀這本《四通故事》，北京突然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四通橋抗議事件。10月13日，在萬馬齊喑的中國，一位名叫彭載舟的勇士走上高高的四通橋，展示白底紅字的巨大橫幅，聲言反對習近平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而那座勇士站立高呼的立交橋，正好是四通老總萬潤南當年與海澱區負責人共同規劃、並承諾捐助的專案。此橋在老萬離國幾年後才建成。

歷史就在這裡銜接起來了。1984年萬潤南創辦四通公司，標誌著中國經濟改革初始，民間企業小荷才露尖角。四通公司被美國媒體稱為「鄧小平和資本主義十年調情的最傑出的成果」。而如今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已有與八十年代改革家完全不同的願景，他不在乎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更願意模仿一代暴君獨裁者毛澤東。

三十年過去，時代反轉。中國改革已死，民企風雨飄搖。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只聽到四通橋上勇士在淒厲地呼喊：「不要文革要改革！」

趙紫陽支持的民企與世界接軌

這本《四通故事》被視為一部微型的八十年代中國改革史。作者擅長講故事，透過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和事件，串出了一部比較完整的企業成長史。此時，習近平正在為中國改革的棺材釘上最後的釘子。我因此有興趣瞭解：當年的中共領袖，有哪些人曾在經濟改革中，支持過四通這類先冒出土的民企？

儘管四通被美國雜誌稱為鄧小平和資本主義十年調情的成果，但在通讀此書過程中，我沒發現鄧小平曾對萬潤南的四通有過什麼具體幫助。當時，鄧小平一心想要扶持的是中信公司，據說，鄧曾經三顧茅廬，請榮毅仁出山，希望把中信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平臺。榮毅仁拿了共產黨的鉅款，辦起了「中信」龐大的商業帝國，然後，他把該財團交班給了王震的兒子王軍，自己戴上王震摘下來的「共和國副主席」烏紗帽。

雖然萬潤南當時也被視為「紅色資本家」，但他的四通是從地下長出來的，沒拿國家一分錢。儘管如此，鄧小平實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及其政策，還是給四通的生長提供了一定的社會環境。

在八十年代明確支持辦民企的中共領導人，主要有趙紫陽、萬里、宋健。其他溫家寶、胡錦濤和江澤民等人，也曾對萬潤南和四通表示過不同程度的支持與鼓勵。即使後來習近平班子裡的幹將，如李克強、王岐山、王滬寧等，當時也參加過四通組織的京豐賓館會議，觀察經濟改革的進程。

趙紫陽當年是主張先經改，後政改的。在經濟改革方面，趙紫陽努力為民企創造在同等機會和同等條件下競爭的環境。他曾多次公開肯定和讚揚四通，說像四通這樣的民辦科技企業，是以「兩不」──不要國家投資，不要國家編制作為基本特徵而建立和發展的。

令我吃驚的是，趙紫陽除了給民企創造平等競爭環境，鼓勵萬潤南這類科技人員成為企業家，還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開前，建議把民企資本家萬潤南列為十三大代表的考察物件。這在以剷除資本制度為宗旨的共產黨國家，確實是不同一般的大膽。比較今天中共二十大產生的由低能黨棍組成「習家班」，萬潤南至少懂科技、經濟和企業管理。與任人唯親的習近平相比，趙紫陽顯然是很重視人才的。

遺憾的是，這次讓萬潤南混進黨代會的大好機會，被奉命考察他的老同志無情地摧毀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段君毅，是被萬潤南稱為「恐龍企業」（國營大企業）的教父，他視民企為庶出的野狐禪、旁門左道，絕不容許萬潤南成為黨代表。他甚至當面用威脅的口吻說：「國家要摁死你們，不就像摁死一個螞蟻一樣！」

當時，無數像四通一樣的民企螞蟻，不顧死活地在黨國公有制巨石下頑強地鑽出來。萬潤南的四通與眾不同的是，這個公司是由一群優秀科技人才組成的，萬潤南本人就曾獲科學院1983年度的科技成果獎。四通受到國外新技術浪潮的影響，最先通過日本公司、港商和美籍華人與世界接軌，成為民營科技企業的先鋒和旗幟。

今天習近平狂妄吹噓「東升西降」，驕橫地以為中國已強大到可以藐視西方的程度了。細讀萬潤南這本回憶錄，我們看到，正由於中國民企家從八十年代起就向洋看世界，虛心學習西方的新技術，也學習西方的經營管理模式，這才有中國後來的經濟繁榮。當時萬潤南曾宣稱：「四通要成為中國IBM。」（IBM是美國的一家跨國科技公司）

萬潤南當時雖被視為「紅色資本家」，但他的四通是從地下長出來的，沒拿國家一分錢。（近期攝於巴黎郊區／作者提供）

四通後三十年，民企和中共恩怨交織

雖然萬潤南經營四通只有五年，但四通公司從借款兩萬元起家，一度創造了輝煌。1988年，四通集團的總收入達10.2億元，納稅和創匯都很可觀。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期間他們經歷了很多打擊與摧殘。

其時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已三十餘年，很多人腦袋裡充滿階級鬥爭這根弦，看私有制企業不順眼，四通因此遭到很多流言蜚語和明槍暗箭。例如1985年，中共中央用紅頭文件轉發了一封告狀信，告狀人稱四通為「純屬倒賣、投機而牟取暴利不法組織」。之後調查組進駐四通，嚴苛「清理整頓」了七個月，沒有查到問題，只是瞎折騰了一番。

最初令四通創辦人頭疼的，一是民營企業的性質問題，當時私營經濟尚無合法身份，四通只能掛靠到四季春鄉，定性為「鄉鎮企業」。二是傳統的集體所有制已不適應四通的財產關係。1988年底，他們確立了股份制。這就開風氣之先，衝破了公有制的束縛，實行了私有股份制。

四通公然姓「資」，照這樣下去，總裁老萬應該很快就成為資本家富豪。然而，萬潤南後來被迫逃出中國，一度在美國開計程車謀生。關於萬潤南「毀家紓難」的故事不是此文主題，我們等待他下一部有關流亡生涯的敘述。眾所周知的是，在八九期間萬潤南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試圖促成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以解決當時的政治危機；另一件是企圖勸說學生適時離開廣場。他因此成為「六四黑手」被黨國通緝。

讀《四通故事》令我回顧三十年中國的巨大變遷，思考世界上最大的專制政權，與被原教旨共產黨視為仇敵的私人企業家，有著怎樣的恩怨交織、複雜難解的關係。

雖然四通公司因捲入「六四」被整肅，沒能再恢復元氣，但到了1990年代，中國股份制改造大潮興起，股份制民營企業如雨後春筍。不少後來著名的私營企業家，都說他們曾受到萬潤南辦四通的影響與鼓舞。對於中國民企事業，老萬確實是拓荒型的先行者。到2003年前後，中國的財產所有權的變更基本完成。

在血腥鎮壓了民主運動之後，鄧小平仍然繼續其經濟體制改革。但是，沒有憲政民主的經濟改革，就成了權貴資本壟斷、官商勾結攫取人民財產的過程。這個畸形的經濟改革，其中的骯髒和腐朽，所造成的巨大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這裡毋庸贅述。

今日民企驚弓之鳥，計劃經濟萬劫不復

在巴黎郊外的樹林裡和老萬一起采栗子，我們看到這位當年創辦民企的先行者，似乎並不為失去自己的企業財產而懊惱、也不在乎沒趕上中國高速發展的列車成為巨富。三十年，千帆過盡水悠悠。人在海外觀察國內，他對時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我們都已反認他鄉為故鄉，萬潤南從美國回到法國養老，落葉歸根享受人生的安寧。

那麼，國內那些曾以萬潤南和四通為榜樣的中國民營企業家，他們今日的情況如何？一言以蔽之：驚弓之鳥。

在《四通故事》之後中國發生了什麼？我簡單勾勒一下八九後民企家在中國的遭遇。三十多年來，民營企業家一度被中共團結利用。因中共需要民企的績效促進經濟繁榮，讓民企貢獻稅收，幫助社會就業以鞏固其政權，所以，中共曾一度放手讓民企發展。但由於拒絕以憲政民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就導致改革者和其事業得不到法治保障，無法形成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

在習近平執政後的十年裡，團結利用政策不再，相反，毛澤東時代對私企的戒備、限制乃至整治這一套，正在捲土重來。近年來黨國對私企進行更嚴格的管理，更嚴厲地打擊民營企業。目前，中國正在轟轟烈烈發展的供銷社、公共食堂、居委會管制的「完整社區建設」，都是以官辦壟斷的公有制經濟驅逐民間私營經濟。這就導致一些民企家和個體商人為了免禍，紛紛走上潤去異鄉一途。

對於中共政策的大步倒退、毛式舊制度的復辟，當今中國的民企家絕不是無辜的。在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萬潤南一類被流亡之後，後來的民企家和中共有了一個不成文的交易：放棄爭取人權和民主，臣服於一黨專制，以換取自己發財致富的機會。但是，一個國家不能保障基本人權，即使富人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中國正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而我們和老萬卻在巴黎樹林裡做白日夢，夢想自己能回國為父母掃墓。我們都是說夢的癡人嗎？不一定。當年德國《明鏡》週刊曾有一個調查，問：在柏林牆倒塌前，你認為在你的一生中能看到柏林牆倒塌嗎？結果是95%的德國人說，當時自己認為一輩子也看不到兩德統一。只有5%的德國人相信自己可看到強大的東德政府垮臺。而我們和老萬，也許就是那5%。

※作者本名莫莉花，湖南邵陽人。畢業於北師大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邵陽師專教師。1989年因學生運動被判三年。出獄後流亡香港任編輯。現在瑞典教育機構任職，兼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瑞典森林散步》。主編《達蘭薩拉紀行》。有大量文章見於海外報刊。獲紐約「萬人傑文化新聞獎」，香港「人權新聞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