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解嚴，上顎無齒、右眼視障的畢長樸，開始一連串的平反苦旅。照理，他的案情最為單純，不涉左右統獨，僅因擁護中華民國憲法的主張（且符合普世價值）而獲罪，並在完全無辜的情況下坐最久的牢，特別是其中七年是高強度勞改。還有不可思議的，從頭到尾沒有審判，全由行政處分堆疊的二十一年超長期冤獄（這是筆者目前所僅見）。因此他的平反最無爭議，也理應最為優先，照台灣話來講，這是「天公地道的代誌」。這是畢案第一大特色。

案情單純，爭取平反難如登天

然而事情發展大謬不然。這與該案第二大特色有關。話說國民黨對付異議份子的招數五花八門：能扣「叛亂」、「匪諜」帽子的，逕交軍法審判；不能扣的，則以各種行政手段，規避一切法律，達成迫害實效，這就產生許多以行政手段迫害的「非法的政治犯」（如畢長樸），有別於以法律手段迫害的「合法的政治犯」。這點非常重要，它是本案平反難如登天的關鍵。畢所受的重重打擊如下：

一、在追究真相方面：1987-1988年，畢先後向中國人權協會、行政院研考會、人事行政局、監察院函請調查真相。這些單位去函國防部，回覆是「因案卷時間久遠，逾保管年限，已無案可稽」。這是政治案件檔案開放之前，當局對這類問題的標準答案。但總政戰部同年函覆監察院的〈畢長樸管訓、感訓、考管時間表〉，各項細節，包括歷次行政命令的文號，卻寫得清清楚楚。

二、在申請賠償方面：1988年畢向立法院情願，要求國防部給予賠償、恢復榮譽、辦理退役，都被該部以各種說詞拒絕。

1999年，畢向士林地方法院（他因貧窮，住台北市延平北路八段，屬士林區）聲請冤獄賠償2299萬元。按，《冤獄賠償法》規定一日須賠償3000-5000元，畢取下限，與其7665日冤獄相乘而得此數，算是相當低調。但法官認為他不是以《懲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條例》判決定罪（換句話說，他不是合法的政治犯），不適用冤獄賠償，2000年駁回聲請。2001年畢向「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賠覆會」）聲請覆議，卻因超過覆議時效8個月，2002年6月也被駁回聲請。

簡單來說，這些法官所認定的冤獄，是指「合法政治犯的非法羈押」；至於從頭到尾被非法羈押的非法政治犯，則不算冤獄。一般人邏輯再差，也不會秀逗至此，偏偏這是中華民國負責冤獄賠償的法官的邏輯。而他們所依據的，則是1995年公布的《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該條例和1998年公布的《補償條例》、2017年公布的《促轉條例》，都將「非法政治犯」排除在外，長達22年因循不變。轉型正義相關立法的粗率由此可見。

遇到恐龍，聲請冤賠連十六敗

士林地院和賠覆會這兩次判例，對畢打擊極大。接下來從2002到2005年，他至少向法院提起5次冤獄賠償，被法院駁回5次；向「賠覆會」7度聲請覆議，也被該會7度打回票（駁回、維持原決定）；向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各提一次抗告，也各被駁回。連同前面2次，總共和6個司法機關交手16回合，全部失敗收場。這是筆者所見的部分，實際可能不止此數。關注白色恐怖冤獄賠償者，對他的名字應不陌生。

為何有這麼多交手紀錄？爬梳資料發現，他不只向士林地院，也向台北、高雄地院提起冤賠；有時也變更內容（例如將冤獄日期縮短）提出聲請。然而，士林地院和賠覆會的首度駁回之後，全案在法律上已經確定，之後所有聲請都是「於法無據」、「一事不得再審」，無法翻案。正因不斷駁回，才會不斷聲請，看似亂槍打鳥，實為溺水掙扎，最後慘遭沒頂。

問題是，何以一個單純至極的冤案，卻一毛錢都賠不到？這些法官縱使不知道聲請人是一個眼盲齒禿的七旬老翁，至少也看到他陳述的驚人冤情吧。他們僅因當事人逾期八月而未覆議，就將冤賠之路堵死；不知當事人為了爭取冤賠，已經等了三十幾年。他們謹守自己小小的程序正當性，罔顧超級冤獄一文不賠的實質不義性，讓我們看到「平庸的邪惡」的第三種走法。這種走法的結果，竟與總政治部第二次擬議殺害畢長樸的理由：「逃避冤獄賠償」遙相呼應，而且成功執行（只是沒有殺人），巧合得令人不寒而慄。

坐牢21年，僅補償4年6個月

其實，只要想救人，有的是辦法。這些法官即使程序上必須依法辦理，至少可以私下投書媒體，從輿論面伸援；或向立委反映，從修法上改善，而非坐視畢長樸在侏儸紀衙門跌跌撞撞，處處碰壁。別忘了，畢能出獄，就是靠綠指部一群軍官向上級陳情、積極救援。真照程序的話，他們只須把囚犯管好，而不是把囚犯弄出去。

在所有政府機關中，補償基金會是唯一對畢長樸提供實際幫助者。但畢與該會的交涉曠日廢時，最後（2006）才獲得25個基數（250萬元）的補償，相當於坐牢4年6個月；而坐牢時間與他相等的政治犯，都補償59個基數，等於打了4折（如果照冤獄賠償標準的話，更等於只賠償1/9到1/15）。

為何只有四折補償？根本原因還是程序問題（法條限制）。該會依《補償條例》設立，條例只針對「合法政治犯」而設，因此除非另開特例（如四六事件、海軍白色恐怖案等），原則不處理「非法政治犯」。畢長樸缺乏知名度，無人為其爭取，所以該會只就畢在金門和生教所（1956-1961）的坐牢時間來補償。這在形式上比較說得過去，其他都排除適用。

平反冤屈，兩次皆被排除在外

三、在平反冤屈方面：1998年通過的《補償條例》，規定補償基金會對於「受裁判者」得回復其名譽。回復名譽就是平反冤屈的動作。但所謂「受裁判者」是指「合法政治犯」，畢長樸這種「非法政治犯」不在其列；畢縱有萬千冤屈，也不得平反。

2018年5月促轉會成立，是畢長樸這輩子最後平反機會之所繫，當時他已油盡燈枯。接著8個月內，該會共撤銷4波合計5830人的「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這是當局第二次平反冤屈的動作。照理職訓、管訓都是保安處分，畢長樸最合列名，卻仍被排除在外。原因和補償基金會一樣，該會依《促轉條例》設立，條例明列「平復司法不法」，未明列「行政不法」，因此該會只處理「合法政治犯」，不處理「非法政治犯」。畢縱有萬千冤屈，也不得平反。

促轉會濟濟多士，也是白色恐怖轉型正義權責機構中，最具理念與熱忱者，卻仍受程序問題（法條限制）所困。筆者要強調的是，「未明列」不代表「不能做」，要做也不是只有修法一途。在2022年《任務總結報告》提出條例修正案之前，即可針對行政不法做出若干處置，啟動廣泛調查；對畢長樸哪怕派員慰問、甚至發布一則新聞稿都好。畢竟，行政不法在白色恐怖的重要性，不亞於該會其他調查案；也畢竟，很多受害者等不到官方「平復行政不法」的那一天。

2019年5月27日，就在促轉會公布第四波「撤銷有罪判決名單」的前三天，畢長樸與世長辭，享年92歲。其「高壽」背後是千錘百鍊的苦難，活得越久，受罪越多。他因貧窮，終身未婚。他被史學界忽略，目前所知唯一的口述史，是1987年作家夏瑞紅採訪他的文章，刊登於《國文天地》雜誌。更重要的是，他在轉型正義年代，用盡一切努力，仍喚不回公道，得不到平反。

台灣模式，能變出轉型不正義

促轉會雖被《促轉條例》的「立法闕漏」所限，畢竟是擘劃轉型正義工作者，很快發現問題，亟思解決方法。2022年，該會公布《任務總結報告》，分別在第三部專論「行政不法案件處置之研議」、第四部提出《促轉條例》全文修正案，增列平復行政不法部分；並促成同年該條例修正，將「平復行政不法」列入，成為該會任務成果的亮點之一。雖然真正平復還有得等，但對許多「畢長樸們」來說，總算見到天光。

促轉會的努力值得嘉許。因此以下對民主政府「應為而不為」的批判，對該會並不適用；但對其他轉型正義相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則是不能不檢討的弊病：

畢長樸的故事，是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共同打造的完美悲劇。專制政府的「不應為而為」和民主政府的「應為而不為」密切結合，讓他受苦受難又不得翻身。更詭異的是，「應為而不為」的公務人員，都在程序處理上基本無誤，筆者也相信他們對畢沒有惡意，但「無誤無惡」卻和白色恐怖的大邪大惡，銜接得如此完美，宛如共犯結構，令人暈眩。

仔細觀察：民主政府「應為而不為」的機關，都謹守一個鐵則：「依法辦理」。然而專制政府「不應為而為」的機關，對不公不義的事情，也最常辯解「依法行政」。大家都依法來、依法去，依到最後，轉型正義什麼德國模式、南非模式都是空談。因為最「依法」的台灣公務人員，會把所有模式都轉成「台灣模式」，讓轉型正義七折八扣，甚至變質成「轉型不正義」。畢案就是典型例證。

畢案有太多需要檢討。筆者只舉一個重點：請將實質面的關切，永遠置於程序面之上。因為程序面的規範，是依據實質面的掌握；白色恐怖的實質面深不可測，不斷打破大家的想像，轉型正義的程序面特別需要靈活和快速調整。戒嚴年代，國民黨的政治迫害排山倒海，展現雷厲貫徹的決心。推動轉型正義，只要有這決心的十分之一，只要釐清迫害真相的十分之一，境界就會完全不同。這兩個目標離我們還很遠，有待加倍努力。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