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可能是一切的起點，那天她穿著一身黑衣，戴著口罩，舉著一張白紙。在南京傳媒學院舉白紙的女孩身影，還有北京清華大學的幾位女生，替中國「白紙運動」創造出一幅堅毅、決絕的抗爭者形象。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年輕女孩「小禾」用自己的肉身，死命保護其他抗議者；在浙江烏鎮，一襲黑色裝束的女子身上環著鐵鏈、嘴上貼著膠布、兩手舉著白紙，聲援「徐州八孩」案件的「鐵鏈女」，以及被捕的網友「烏衣」。

有人形容，中國的女人比男人還要勇敢。不只一位女性在街上帶頭質問警察，正面挑戰政府權威。從北京亮馬橋，到成都望平街，再到東京新宿，一個又一個女性站出來發表演說，顯見白紙運動中的女性聲音，從一開始便難以忽視。她們的行動充滿力量，不只關心自身，也在乎他人的處境。

南京传媒学院 pic.twitter.com/CPjnSTucqt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November 26, 2022

傾聽白紙運動中的女性聲音

「女人的命也是命，富士康工人的命也是命。」這是成都一位研究生阿真在現場寫在牛奶包裝盒上的口號。巧的是，她發現英國倫敦也有朋友「隔海呼應」，在聲援場合舉類似的標語。阿真接受《上報》訪問時說，在白紙運動中，支持工人、女人的倡議口號本就是少數，但海內外的朋友不忘替少數發聲，「就好像在捍衛這個運動的底線一樣」。

阿真在微信群看到悼念活動的海報，第一次走上街頭，也第一次體會到在警車圍繞、眾多警察注視下抗議，是什麼樣的經驗。她無法認同暴力，寧願置身於人群核心之外，在邊緣位置上替工人和女人發聲。她這麼回溯自己在現場的感受：「我發現自己也是有一點害怕的，我覺得那個活動當中，雖然可能站在中心的有女性，但是並沒有太多女性主義的聲音，這可能也讓我感到有一點失望。」

女性在抗議時遇襲的案例時有所聞，但遭遇暴力的恐懼對阿真而言，並不是一種需要去「克服」的事物。她不希望站出來的理由，「是因為看起來很勇敢，或者是覺得別人很勇敢，所以自己不勇敢」。害怕「被（警察）找」，害怕行動「完全淹沒日常生活」，反而突顯朋友之間互相關照的重要，也使她有底氣「選擇勇敢」。

11月27日晚上九點多，成都望平街一帶的人潮已經多到圍滿了河的兩岸，許多人聚在橋頭，以青年為主。但最讓阿真印象深刻的，卻是一位賣菜的老爺爺。他指著抗議群眾說，「他們做的是正確的事情」；距離他兩公尺處就有警察，但他就這樣坐下來，在警察旁邊吹起口琴。

「我覺得橋兩邊的人，都有被他的聲音震撼。那個瞬間，真的讓我覺得好像自己被empower（有了自主），覺得一些美麗的東西確實在那個瞬間存在，而且它可以抵抗很多……參加這個活動之前，看起來讓你有點恐懼，或是牢不可破的一些東西……。」

成都 望平街 民众继续聚集喊口号 pic.twitter.com/Vo7Gou845f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November 27, 2022

這樣超越階層與群體的共感之所以發生，或許一方面來自於女性對他人的同理與感同身受，一方面也歸功於各種國際思潮帶給中國年輕世代的養分。

一位鑽研政治與性別、任教於多倫多大學的不具名學者，透過視訊接受《上報》訪問時分析，在白紙運動中，女性抗爭者展現出「交互」（intersectional）的視角，也就是「不再以某一個群體、某一個性別、某一種人為中心，而是看到被壓迫的人裡面，邊緣的人」。

她指出，抗爭現場，不少女性拒絕響應帶有髒話的厭女口號，呼籲眾人應避免漢族的單一思維，不要以身心健全者為中心（ableism），也不要落入種族歧視、貶抑他國的陷阱。海外抗議集會上，有些女性和酷兒運動人士主動把前面的位置留給維吾爾人發言；也有人呼籲，應在白紙運動原先流傳的「四大訴求」中納入第五條：關閉新疆集中營。

我们呼吁在抗议中加入第五项诉求，即关闭新疆集中营。缺少这一条诉求，我们对于解封、平等、自由、人权、民主、有尊严生活的诉求是汉族中心主义的，更是建立在对维吾尔人所受迫害的无视和麻木不仁之上。 pic.twitter.com/dvRXOapjXD

— Not Your Little Pink (@Noturlilpink) December 1, 2022

這一代的中國年輕人，思想上「非常和國際接軌」，而且不僅限於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化思維，更與世界各地社會運動、草根思潮接軌。這位要求匿名的學者說，「可能在中國以外的人看，會覺得有點意外，因為覺得中國是一個鐵幕。但其實有些城市的年輕人心態是非常開放的。」中國的自媒體平台幾乎是「沒有時差的不斷在翻譯海外在發生什麼」，例如伊朗女性主導的抗爭思潮。相較於西方白人主流文化，中國年輕人更關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加上自2010年代以來「非常強大、有生命力」的中國女權倡議社群與Me Too運動催化，即使並非直接參與女權運動的一般人，都普遍受到影響。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伍維婷也告訴《上報》，中國過去幾年來，「當年輕世代對社會議題感興趣的時候，大部分接觸到的其實是性別議題」。跟勞工運動、環保運動相比，性別運動在中國較晚遭到強力打壓，留下公民意識成長的空間。許多人在社群平台上受女權「行動派」啟發，「理解到上街是很必要的」；換句話說，中國社會運動的「火苗」幾乎是靠性別運動延續。

女權運動者在白紙運動的身影

生活在北京的女權倡議者曉君說，她認識很多參與抗議的女性，都是女權主義者，平常就很關心政治議題。有些年輕人則扮演傳播的角色，「集會的信息一直是半公開的，在一個比較隱蔽的方式下傳遞」。

27日早上，曉君收到了類似於「暗號」的隱晦訊息，上面只寫了時間和地址，其中包含「烏魯木齊」等關鍵詞。一開始沒有反應過來，後來她意識到這「大概是悼念活動的一個信號」。曉君和住在一起的朋友討論要不要去參加，「最後我們的結論是，我們可以去一個人，另外一個人就可以待在家裡面」。

這樣的決定，是基於安全考量。曉君接受《上報》採訪時透露，當時一方面擔心去現場可能「被警察找」，一方面這場活動有太多不可預測因素，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去，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最後她們想，「既然這樣，就一個人在家裡好了，這樣的話有什麼信息也比較好傳遞，之後萬一有什麼意外的話，也不會兩個人都被抓。」

曉君認為，雖然可能有最初傳出聚會訊息的人，但後來這場運動整體而言還是「沒有中心」的。參與抗議的大批民眾之中，最主要的訴求是反對疫情封控，有些人有進一步的政治口號，有些人則只想悼念。不過，集體行動之所以成真，卻是因為許多原本就存在的年輕人社群，在關鍵時刻發揮傳遞訊息的作用。「我的感覺是，這些人有很多是女權、LGBT的社群，可能也有左派的年輕人社群，可能這幾個是有交叉的。」

儘管如此，女性主義的聲音卻並不是白紙運動的主流；不同的女性抗爭者，也有不同的立場與位置。曉君指出，對於較為「政治化」的口號，有些女性可能會有顧慮，覺得「太過了」。她對自己所在的女權社群提出反思，認為中國的女權主義偏向於「反對國家暴力」，但對女權之外的社會議題，行動力未必夠強。

成都的研究生阿真說，白紙運動中「自由派反封控話語」占上風；有時候出現「涉及到政權的口號」，即使她自己未必不認同，卻仍對這樣的「男性敘事」感到「疏離」。

世新大學性別學者伍維婷觀察白紙運動整體，認為它從反封控出發，以爭取「自由」本身為核心訴求；不過，「要自由這件事情，還不會連結到性別議題」。此外，雖然有人呼喊「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等口號，但這並不等於要求一個「民主」的中國；如果說，從自由這樣一個基本的想望開始，「讓更多人長出民主的意識」，那可能就是一種成功了。

年輕人的勇敢令人敬佩

伍維婷說，社會運動不太可能一次「成功」，而且什麼才是「成功」也需要反思。「即使這一次被滅了，被趕回去了，但它其實又捲入了更多人上街。」每一次抗爭的過程中，抗爭者「往前了幾步，讓國家後退了幾步」，抑或是「又發現國家長出了新的管控方法，對社會運動者來說都是一種學習」。

有學者形容白紙運動對很多中國年輕人來說，是一次「政治出櫃」，很多人其實一直都具有高度政治意識，卻直到現在才有機會說出來。也有許多年輕人原本不了解，但還是願意走出來，並以此為契機打開視野，「像是一個窗口，一個靈魂拷問的時刻」。從香港、伊朗，再到中國白紙運動，一次又一次，年輕人的勇敢令人敬佩。

此刻，白紙運動逐漸迫使中國政府調整防疫政策，有人認為未來民眾會失去上街的理由。然而，抗爭並沒有停在這裡，許多女性主義倡議社群繼續透過網路紀錄、反思抗爭的經驗，例如「女權學論」網站，還有「女權中國」、「Chinese queers will not be censored」等社交媒體平台。

新疆烏魯木齊大火之後，中國著名女權倡議者弦子曾在微博上發文，後來卻再次遭到「禁言」。她這段話，或許能替未來的抗爭者帶來新的啟發：

「歷史和當下都從來不曾承諾過，死亡和犧牲會帶來改變，不要指望別人的災難和自己的淚水能救自己。只有反對與反抗才可能帶來改變。時代不會給我們任何承諾，但此刻我們已經身處其中，我們共享彼此的命運。不做倀鬼，不要沉默。我們每個人都平等的面對歷史的責任，不要做兩手空空而僥倖的倖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