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進入大學後，會發現身為一個大學生，有很多參加「營隊」的機會。舉凡迎接新生的「迎新宿營」、回饋偏鄉小學的「教育營」，乃至於辦給高中生的「招生營」，甚至還有專辦營隊的社團。

但不管哪一種營隊，人員配置跟活動規劃都是類似的。隊員們經過分組後，會有「隊輔」負責帶領，注意隊員身心狀況，不定期進行團康活動與隊員分享活動心得。隊員們在活動期間同吃同住，有一套相應的獎懲制度，藉此增加小隊的競爭心與表現欲。除了主打的專業課程或主題，營隊還有許多經典活動，像是標榜可以把所有異性的手牽一輪跳「第一支舞」的土風舞營火晚會，以及號稱「夜間教育」的夜遊扮鬼試膽大會，或者闖關活動的大地遊戲等等。

這些走到哪裡都一樣的活動主題、規劃跟人員配置，其實在救國團成立之初的「暑期戰鬥訓練」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活動概念。不管是招募體格健康的青年學生進入軍營表演、慰勞娛樂軍人的「軍中服務大隊」，還是前往農村實施教育，使其配合戰時動員及宣傳政令等工作的「農村服務隊」，或是以加強學生軍事訓練為主的「海洋戰鬥訓練大隊」、「金門戰鬥營」、「澎湖戰鬥營」等，還有各式體能極限訓練的「玉山登峰大隊」、「中央山脈探險大隊」、「滑翔大隊」、「跳傘大隊」、「海濱游泳大隊」，幾乎都是當代營隊的前身或一系。

營隊中，還有一種台灣獨有的「值星官文化」，就是仿照軍隊，由專人扮演值星官的角色，負責掌控時間、管理秩序、獎懲學員等等。值星官形象通常是嚴肅且不苟言笑，易怒又難以取悅，喜歡利用小事情公開懲罰羞辱學員，講話時經常使用特有的「教官」腔調，多數時候穿著綠色迷彩衣物，配戴墨鏡與值星帶，行走時也會踩踏軍人的步伐。

時至今日，儘管各大營隊活動中的軍訓成分已大幅降低，但營隊中配備的「值星官」，依舊驗證了營隊與軍隊之間濃濃的血緣關係。這或許也暗示著各大學校園在救國團影響下，依舊以某種形式緬懷著過去軍方控制校園學生的時代。

然而，當今的營隊或大學生活動，為什麼需要「值星官」這種類似軍人的角色管理秩序？學員抱持學習或活動的熱情來參加營隊，又為什麼要接受軍事化的管教？至於負責扮演「值星官」的同學，在營隊中被剝奪參與部分活動的機會，又要避開學員以維繫權威的神祕感，以怒氣騰騰的「軍人」之姿出場，控制不聽話、意圖「造反」的學員，這一切是否真有必要？

雖然近幾年為了和緩「值星官」這個象徵威權的角色，營隊通常會在接近尾聲的時候安排「破值星」的橋段，讓扮演「值星官」的同學卸下軍人權威，接受其他營隊成員的惡搞，作為成員們在營期間被威權控制的補償，但「緩和」、「平衡」營隊裡的軍人形象，也不能粉飾這個角色背後的威權本質。歸根究柢，「值星官」這個角色，是否還需要存在於現今民主校園的營隊活動內？

救國團營隊的另一個特徵或「貢獻」，便是在幾個世代青年男女的生命過程中，建造大量的旅遊經驗和風景。誠如政治學者吳叡人回憶其青年時期的救國團經驗時所言：

一九七○年代後期我就讀高中時，救國團舉辦的青年自強活動，獨佔絕佳旅遊景點、路線、還有山莊，因此風靡全台高中生，而且名額甚少，一位難求。家母曾透過在救國團工作的親戚為我爭取到中橫健行的名額，因此我也曾被救國團收編過，去了一趟中橫。

 

後來回想起來，我深切體會到救國團不只是台灣最大的旅遊業，也是最大的交友中心，因為在那個保守年代，具有「公信力」的救國團辦的自強活動，成為極少數青春期的青少年可以正當地認識異性，並且一起出遊而不會被教官干預的機會。我們認識女孩子要經過「黨國」認證的管道，要唱他們認證的歌，玩他們認證的遊戲，最後還要留下他們塑造的美好記憶。換句話說，救國團甚至壟斷了我們的青春。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遷台後，隨即制定《台灣省戒嚴令》並著手實施。為了更全面地控制台灣，國民黨開始施行山禁與海禁。普通民眾若要進入管制山區，必須申請入山證，申請過程經常會遇到很多阻礙。同理，為了防止「匪諜」偷渡來台進行滲透活動，國民黨也將台灣多數海岸線劃為「軍事管制禁區」，由海防部管轄，若有進出海岸的需求，必須向警總申請許可，且過程都要受到政府的嚴密監控。因此，台灣的青年學子通常只能藉由參加救國團的登山、海洋營隊、金門馬祖戰鬥營等活動，才有機會接觸台灣的山林海岸。

此外，當時台灣社會物資條件貧乏，也是救國團營隊歷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因為許多家庭的經濟條件，無力為子女安排寒暑休閒活動，救國團琳瑯滿目的營隊，理所當然成為年輕人寒暑假的重頭戲，甚至成為大量年輕人加入救國團的主要理由。

深諳此道的救國團趁勝追擊，就此開啟推廣台灣國內旅遊的副業。自一九五八年在金山海邊成立第一座青年活動中心之後，救國團便陸續在台灣各地風景勝地建立類似的活動中心。

而在這個到處興建青年活動中心的過程中，救國團不斷接受「政府」各處補助資金、撥用公地，如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台灣省省政府主席黃杰於首長會議中指示：「青年反共救國團擬在台中市籌建育樂中心，希省府協助撥用公地，及補助建築費二百五十萬元，本人曾於會談中提示，土地部分已由台中市政府照撥，省府承諾補助二百五十萬元，希財政廳、主計處辦理。」身為省政府主席，竟直接在會議中指示轄下的各政府廳處，為國民黨附屬組織救國團的興建計畫研擬籌措興建經費。

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九七八年八月的台灣省議會議員提案：「建議將南投縣立仁愛國中遷校至公路局霧社公務段後，該校原設校預定地現址撥供救國團霧社山莊使用案」如此公然霸佔學校用地的荒謬提案，毫不意外地在大會決議中通過了。幾乎可以說，被救國團看上的好地段，即使是中學教育的學校預定地，也必須讓步。

由此可見，在黨國不分的政府組織有意識的扶持下，救國團確實以極其粗暴的手段，將台灣各處風景優美的土地據為己有，並將之發展成青年旅遊、營隊團康的獨佔事業。

*本文摘自《黨產偵探旅行團​》，前衛出版。

【作者簡介】

 

策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台灣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執政黨以悖離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質法治國原則方式取得財產，以其不當優勢競爭地位，致使其他政黨無法與之公平競爭，極度不利民主政治的發展。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是《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的主管機關，成立宗旨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利用其獨佔的領導地位，對國家資源和相關個人財產的所有、分配，進行操控和扭曲的現象。如有以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質法治國原則方式取得的財物，將追徵或命其返還，以落實轉型正義、健全民主政治，並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鄧慧恩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獲國藝會獎助、教育部文藝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台灣歷史小說創作獎助等多種獎項，作品散見各報章媒體。著有學術論著《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歷史小說《亮光的起點》獲得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歷史小說獎。

陳秀玲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女性文學、創傷敘事、疾病書寫、自然書寫等相關主題，曾獲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優秀論文奬。著有散文集《搖晃的天堂》。

白春燕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博士論文《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系譜（1921-1936）》獲2021年國立台灣文學館傑出博士論文獎。譯書《心悅臺灣》（四方田犬彥原著）。

蔡佩家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曾任台北啟明學校國文與社會科專任老師。曾獲台南文學獎，研究領域為性別研究、女性文學，目前的興趣是台灣戰前的文化運動以及歷史小說的改編與書寫。

陳宇威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學士，主修文學與創作，副修性別研究。擅長街舞與次文化觀察，曾任美國娛樂臉書粉專Geek-Base/Screen Fandom寫手，現為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