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曉時他們把你帶走，我像是送殯似的跟在你身後，孩子們躲在小屋裡哭泣，蠟燭在神龕前熔流。……」

                                                                          

                                                    ── 安娜‧阿赫瑪托娃《安魂曲》

這是俄羅斯白銀時代代表性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1889-1966）寫於1930 年代的組詩《安魂曲》第一首的開頭。這首長詩通過描寫個人苦難，折射民族的災難和不幸。索忍尼辛說這組詩：「說話的不是您，而是俄羅斯」。這是獻給「俄羅斯大地上所有的犧牲者和受難者」的一座紀念碑。

在那個史達林大清洗的恐怖年代，詩人在列寧格勒的監獄外度過十七個月的探監日子，冒著刺骨的寒風，熬著七月酷暑，在陰森森的紅色大牆下佇立了三百個鐘頭。她跟其他來探視兒子、丈夫的俄羅斯母親、妻子一起，排在長長的探監隊伍中，等著探視年僅23歲、第二度被關押在牢裡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官方控告的理由是他「參加了列寧格勒大學反蘇維埃的青年恐怖組織」，而真正的原因是，他的父親是被槍決的反革命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他的母親是「不與我們（史達林政權）一起歌唱」的阿赫瑪托娃。（參見耐曼《哀泣的缪斯：安娜．阿赫瑪托娃紀事》p.293）

詩人晚年在自傳裡說，「我在寫（這首）詩時，整個身心都沉浸在響徹著我國可歌可泣的歷史的旋律之中。」

一

20世紀下半葉，1970年代，寒冬過後，大地就要甦醒的台灣，也曾低沉響起一段訴說台灣苦難歷史的旋律。在蔣家軍事威權統治下，白色恐怖的幽靈籠罩著台灣的天空，徘徊不去。那時，蔣家的威權統治內憂外患，外交上，失去聯合國席位、尼克森訪華、台日斷交、邦交國一個一個斷交而去……；，內政上，各種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如經濟發展方向、勞工保障問題、農業與農民問題、社會福利等……，一一浮現；敏感而事關統治正當性之「法統」問題，如國會全面改選、基本人權保障、黨禁、報禁……，一個一個被拿出來討論，1977年更發生中壢事件……，連番風雨。1979 年，台灣歷史上關鍵的一年，蔣家政權遭逢 1949 年敗逃台灣以來最大的變局。已可預見的「美中關係正常化」終於走到一個突破口。1978 年12月16日凌晨，美國無預警通知，美中兩國已協議自1979年1月1日建交，同日美國將與中華民國斷交。至此，蔣家在台灣搖搖欲墬的統治正當性幾同崩塌。蔣經國下令立刻終止正在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當時正在興起的黨外力量則認為「維持正常的政治活動，才能突破困局」，呼籲從速恢復選舉活動，宣示政府實行憲政對抗中共暴政的信心。他們說：「世界局勢的艱險，以及外交關係的挫折，都不是不能克服的困境，我們如果能堅持民主自由的原則，一定能突破一切困難，開創共同的機運」。但是，在軍事威權統治的餘暉下，黨國機器變本加厲地視此為危害其政權的反動力量，全力壓制。接下來的一年，黨國統治機器全面啟動，欲挽強弩之末的軍事威權統治於既倒。

1979 年是世界史上「鉅變」的一年，從伊斯蘭革命拉開序幕，一個接一個深刻影響未來歷史發展的事件陸續登上歷史舞台：伊朗的巴勒維國王被數百萬名抗議者走上伊朗街頭的抗爭推翻，流亡在外15年的宗教領袖柯梅尼回國，領導建立了一個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深刻影響了後來世局的發展；在英國，決心拆卸社會主義、恢復自由市場的柴契爾夫人上台，啟動全球市場革命的政治議程，改變了英國及世界的面貌；另一個跟台灣最直接相關的變化是，中共啟動了市場扮演重要角色的「改革開放」，開啟後來被視為「鄧小平時代」的歷史進程。

就在美中同步宣布建交的前一天（1978.12.15），中國共產黨結束了歷時36天、重點在解決文革以來許多重大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三天後，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路線，決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接著鄧小平訪問美國 ……。雖然以鄧小平為首的這場改革計畫是有邊界的，1979年3月30日鄧提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毛等「四個堅持」，並鎮壓「北京之春」這一剛冒頭的民主思潮，然而，不可否認，這個畸形之改革計畫帶來的「轉彎」深刻改變中國此後四十年的發展，以及連動的世局與兩岸關係發展。

處此外在變局下的台灣，當然也是「鉅變」的一年。從美台斷交開始，雖然「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標語處處可聞可見，但黨國體制卻不是以廓然大公的姿態團結朝野，進行真正的改革，反而是槍口對內，不斷加強軍事特務高壓統治的力道，1979 一整年，從年初羅織罪名逮捕黨外領袖人物余登發開始，拉開朝野「壓制 - 反抗」的鬥爭序幕，直至年底的美麗島事件發生，風波不斷。終於，在這一年寒冷的冬天，黨國機器針對這股號召要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的新興力量發動肅殺的大清洗 (他們內部作業的代號叫「1210專案」)。我和同志們首當其衝，被投入鐵門後的「犯人的窩」（前述《安魂曲》用語），行過死蔭的幽谷。

二

1979 年12月13日清晨，蔣經國統御的黨國機器逮捕了我。也逮捕了許多人。拘票上的「罪名」是「涉嫌叛亂防逃」，由當時警備總部總司令陸軍二級上將汪敬煦簽發。直接的原因當然是三天前的高雄事件，一次黨國體制動用軍警鎮壓群眾集會爆發的激烈衝突事件。黨國機器則稱之為「1210暴亂事件」。真正的原因是我們「不與黨國一起歌唱」，而在國家內外交困之際，大聲呼籲國民黨勇敢抗拒蠢蠢欲動之軍事特務統治的誘惑與壓力，進行民主改革，並試圖突破壓制，組織一個「沒有黨名的黨」。我是機關誌《美麗島雜誌》的執行主編。

清早，天微白，急促的敲門聲粗暴地敲醒了我和香燕。來了，這兩天預期的大逮捕終於來了。「不要慌，我會回來！」我簡單向我新婚不到一年的太太唐香燕說。進來十來個人，表明是「刑警局的」。他們一邊用手銬銬著我，一邊催促我穿好衣服，另外幾個人早已開始翻箱倒櫃「搜索」，有一個搜到一張我的照片，背後寫了梁任公29歲時《自勵》詩的句子：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他皺著眉頭翻來翻去，看不出這算不算「反動」，只好隨手往帶來的紙箱裡一扔。他們一個人回報任務達成後，先將我銬著帶下樓，其他人留在我家繼續找他們要的「反動資料」。後來我才知道，在台北逮捕我時，同時還有一組人馬到我彰化田尾老家搜索，另外兩組人馬分別到我不到半年前才搬離的台中黎明社區及東海公墓旁我先前住過的果園農舍圍捕。羅網之密，令人咋舌。

經過二樓時，我知道，友人唐文標，一位數學教授，美麗島雜誌的作者，在我遭難的漫漫寒冬，像兄長般在精神上支撐著我們，一定在窗子的另一邊，看著我被帶走，愛莫能助。他只能在不久後寫了一篇很長的散文〈你眼睛中看得見這場暴風雨〉，為我送行。他這樣寫在暴風雨中的痛苦：

        「我幾乎抑壓著自己的心，想要心不跳動，想要心不要跟這狂暴的世界顛覆，想要心不再狂想，例如跑到街頭上，例如坦開我的手腳腹背，例如赤裸的接受這一場雨……」。

 被押進一輛黑頭車（在阿赫瑪托娃上述長詩中，民間稱這種逮捕犯人的黑色轎車叫「馬露霞」）後座，左右各有一人包夾著我。車子從我住的山腰社區往城裡開。天微亮，路上行人、車子還不多。沿途熟悉的景物一幕一幕消失在身後。我知道，會有一陣子看不到這些了。我將遠行。

車子開進景美秀朗橋邊的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堵照壁般的牆，是一棟不大的平房的側邊。牆上「公正廉明」四個大字和一個「天平」的法徽衝著你示威，好似在嘲弄來者「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要闖」。車子在這建築面前停下來，是軍事法庭。這法庭現在還在。它有兩間，都不大，容不了多少人，大概審判者坐下來，被審判者押進來，就沒有多少空間了。此刻，它只是「過堂」的地方。它斜側邊，大門進來左手邊那座大很多的建築是第一法庭，後來我們這個案子軍法部分的審判就在這裡舉行。美麗島大審，人們這麼稱的。這是民主對抗專制之歷史鬥爭的歷史場域，台灣當代史在這裡翻過重要的一頁。

押著我的車子正要在軍事法庭前停下來，一眼就看到王拓，他剛被包挾著下車，推進那間小小的法庭，過一會就出來被帶走，接著換我被押進這法庭，堂上坐著審問的軍法官，面前擺著一個寫著「軍事檢察官蔡籐雄」的名牌。他後來具名起訴了軍法部分的 8 名被告和掩護施明德逃亡的 10 名被告。我第一次審問的筆錄、二個月後延長羈押的聲請書都是他簽的，後來因國民黨的偵辦策略在國內外壓力下改變了，我跟其他 36 名同案者共37名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審理，其中 33 名由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起訴。

我的筆錄簡單粗陋，十行紙記著一問（斜槓前）一答（斜槓後）。偵訊問答全文如下：

人籍資料（略）

「何時，因何事被何單位逮捕 / 今天十二月十三日，被刑事警察局，因涉嫌叛亂被捕；

68年12月10日，高雄的暴亂事件你有無參加 / 沒有參加；

當時你在那裡 / 我在高雄；

這次事件有無事先策劃 / 沒有；

你怎麼知道不是事先策劃 / 因為我以美麗島編輯的身分，在現場採訪，我認為不是事先策劃的；

你平常有無發表不當的言論 / 沒有；

你是編輯，你去採訪些什麼 / 跟一般記者一樣，所以去採訪；

有無採訪些什麼 / 沒有；

以上所言屬實 / 實在。

右筆錄經被告當庭視閱，確無訛始簽名於后」。

 

──（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第三冊，pp.56～59，國史館。

                                 下引簡稱「彙編」）

連記載時間地點人籍等資料的部份，左右兩頁式十行紙一張半，大約200字左右。筆錄中，劈頭就問我有無參加「高雄的暴亂事件」，我不認為那是一場「暴亂事件」，而是一場「先鎮後亂」的不幸事件，所以說沒有。但當時我確實是在高雄，更精確講，在現場。接著問我平常有無發表不當的言論，我也不認為我發表的言論有什麼「不當」，而是自由意見市場的一般言論，不是他們先入為主認定之「不當的言論」，所以也說沒有。支配者總是這樣藉著既有的優勢用他們界定的語言範疇先套住你。就這樣，他們也不追問，也不舉證反駁。應該是這只是「過堂」的手續，先押了再說。他們一定這樣想：反正你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偵訊時再慢慢「擠」吧。然後蔡籐雄諭令將我「收押」，完成他們一連串不義作為的第一道手續。

※作者筆名杭之，政論家，曾任立委、國安會副秘書長。作者為當時《美麗島雜誌社》主編，也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