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與書籍出版難易度，最大差別是錄音成本極高」，任將達細數，當年唱片灌錄費用起跳數百萬，不僅一般創作素人吃不消，當年月營業額約新台幣10萬的「水晶唱片」也咬不下這筆花費。

一張專輯5萬錄完

「水晶那時不斷想方設法節約費用，覺得樂團『Double X』很有市場潛力，1988年做首張專輯《白癡的謊言》，本想做張試聽帶，嘗試推薦大型唱片公司代理，但預算只有5萬，沒錢買24軌的母帶、盤帶，除了找極小間錄音室，母帶都用借的（買要數千元）」，任將達最記得那張專輯最後一首歌本來有7分鐘，母帶長度不夠，最後改錄3分鐘版本結案，水晶就這樣做出台灣第1張龐克音樂。

「灌錄陳明章唱片也是，我們拉到文化大學錄背景襯音」，那時任將達本想發音響公司，「他們說最便宜1萬，不附工程師操作就5千，我現場學起如何操控」，抵達文化表演時聽眾只來8位，任將達特地把麥克風特地架人群中心點，「想把掌聲錄大聲一點，錄出來也不錯，總共花5千塊，打翻音樂不一定非得像傳統只窩錄音室。」

Can Do Culture

任將達想的是，錄音方式千百種，壓低成本也維護品質，最關鍵是普及每個人有出版音樂機會。「一如過往，我現在弱勢孩童輔導團體『放心窩』也不斷鼓勵小朋友有Can Do Culture的觀念，不要被制式沉痾綁住，前輩、大人該做的，就是給『機會』讓『可能』發生。」

「當年水晶製作、生產、發行、業務、宣傳什麼都做，覺得『Double X』主唱趙一豪潛力雄厚，就想幫他試試。」第一批水晶唱片設定生產50捲，但沒有工廠願意接，「機器一開產量都要上千捲。」

任將達變則通，去香港買了1台CD Player加6台卡座機，一次可錄6捲，「當時水晶辦公室是長條型，錄好後同事一路傳下包裝、收縮、壓條、吹風機吹乾，硬是把唱片發行出來。」

水晶唱片時代意義？

去年水晶唱片30周年紀念，任將達重新捫心自問「水晶唱片對台灣社會、文化究竟有何意義？也許是爭取言論自由過程。」

「水晶成立於戒嚴時期，雖然成立不久台灣解嚴，但當年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仍限制繁重，常得像之前『歌詞送審→新聞局過關→開始灌錄』」解嚴後當局示範不必送審的1989年，水晶做了兩張關鍵作品。

首先是「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那時水晶評估發行、宣傳能力不足，想交給滾石發行，滾石也有意願接，我們評估應該得做地下宣傳，因為送審不會過」，但一等再等，發行前一晚新聞局確認「詞全過關」，水晶與滾石趕忙調整為全面宣傳。

歌詞過關但不准宣傳

只是過關同時，新聞局也發公文通知全國大、小民營電台「不准播《抓狂歌》專輯、不准接《抓狂歌》廣告」，「我歌詞給你過關，不過你不能在我的媒體環境宣傳」暗喻意味濃厚。

宣傳受阻，《抓狂歌》首月銷售量極差，滾石遂把《抓狂歌》宣傳團隊轉做陳淑樺《跟你說 聽你說》（即《夢醒時分》，台灣首張百萬銷售專輯），水晶只好把《抓狂歌》收回自己宣傳。縱然銷售欠佳，《抓狂歌》在台灣民間已造成奇妙現象，如一個月內「黑名單工作室」辦了32場演唱會，但沒有1場水晶唱片主辦，「都由學校、地方團體主動找好場地邀約，唱到台南場一個中年婦女還激動衝上台塞紅包喊『少年仔，繼續拼』。」任將達回憶，那聽眾神情顯現台灣民情已經準備迎接改變、蓄勢待發的新氣氛到來，「《抓狂歌》某種程度刺激一股新力量直奔雲霄。」

水晶當時做唱片的態度，趨近進步、開放的新思維，也吸引政黨團體合作。

「當時陳水扁團隊覺得『水晶唱片』是Right Image，找上門一同操刀1994年市長競選歌曲。那次選舉也許是全球選舉最具個人影響力代表案例，首首成功連結陳水扁，尤其〈春天的花蕊〉、〈台北春天新故鄉〉前奏一下，那幾年簡直如同阿扁本人到場。之後他選總統，或黨內同志選百里侯想打這套，都沒這麼成功。」

第二張觸動當局的是趙一豪《把我自己掏出來》，不僅是台灣第一張在立院開公聽會的唱片、也成台灣最後一張被查禁的專輯。

台灣最後一張查禁專輯

任將達不諱言，當時水晶也評估這張專輯涉及自殘、性愛，可能影響青少年心理，自己貼了「NC18」（No Children Under 18，18歲以下年輕人必須得到父母同意聆聽），但仍費心宣傳。

「當年宣傳不外靠中廣，想上中廣，得3個月半年前排隊才擠得上，水晶協調多次終於讓《把我自己掏出來》排上早安時段宣傳」，結果一播送，那些晨間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做早操的阿公阿嬤聽到紛紛怒斥「什麼鬼東西」接連打電話往新聞局檢舉，「水晶同事何穎怡趕忙打電話給我『阿達你又闖什麼禍？調查局要來水晶抄唱片』，連當年原停辦歌詞送審而解散的評審團，新聞局也找回來重組審評這張專輯。」

任將達透露，當局出動黑白兩道威嚇，水晶常接到電話「叫你們老闆跟姓趙的小心點」，他緊張到想把歌手送到香港避風頭。

即使不想多談，任將達記憶滾滾洪流仍很清晰。

「何穎怡父親是聯合報元老記者，建議我們開公聽會請立委幫忙」，任將達歷歷在目，公聽會主持人鄭文燦，列席立委陳水扁、謝長廷、葉菊蘭，學界代表瞿海源，「當時新聞局長邵玉銘不敢來，只派副局長出席。」後來水晶退讓，把專輯名改為《把我自己收回來》才過關，歌詞也抽掉重新錄製，這張至今仍在台北市政府新聞處下令禁賣名單的專輯，任將達不準備翻案，只想讓它成為時代紀錄。

因為《抓狂歌》與《把我自己掏出來》這兩張專輯，水晶唱片當年甚至被國際評為當年「亞洲最有創意公司」。水晶唱片的時代意義，就在這種與當局拉扯的過程中奠基，但更多部分，樂迷也將「水晶唱片」稱頌「新台語運動」源起重大里程。

新台語運動

「水晶之前，台語音樂仍走日本演歌式苦情，歌詞內容也偏離鄉背井、船員出海的自我勉勵，水晶在台語音樂元素引進搖滾、Rap，並讓歌詞意涵轉入關心社會」，業外，水晶也參與六四、三月學運、核廢料等社會運動，連結音樂跟社會脈絡，

「其實大家把地下、獨立等字眼套在水晶上，只是因為過往唱片公司不做這些，多數僅做政府宣傳。」水晶唱片同時讓當年「玩音樂沒營養」的評論止息，更多人願意接觸音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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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和社會一同呼吸

至今仍拿韓國護照的任將達，不覺得具有台灣本土音樂歷史地位的「水晶唱片」2006年歇業可惜，「也許因為大環境，也許因為自己經營不慎，但水晶也算停得漂亮」。

42歲就獲頒台灣金曲獎「特別貢獻獎」（即「終身成就獎」）的任將達知足應和，他不執著、固執一個物體生命周期多長，「只要特定時程內，我們曾與社會脈動一起呼吸，這就很夠，勉強留下並不斷強調『過去我們多不一樣』；或自吹自擂『我們仍能掌握年輕聲音』，這都不該是選項。」

撰文：陳怡杰　攝影：葉信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