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疲勞」帶來的震盪過程,必然有一定時間要捱,且無時無刻都在考驗一個國家的民主體質和信念多寡,即使是美國也沒有特效藥。(美聯社)
2017到2021是許多美國自由派政論家最焦慮的一段時期,主因當然來自川普獨特的個性化治理,在在衝擊美國慣有政治制度、規範和價值觀,有時甚至合法性都有疑慮,而美國卻有大半民眾並不在乎川普風格對民主的傷害。當時兩個名詞一度在媒體上纏繞,一是「後真相」,一是「民主疲勞」,前者形同幫民主餵毒,而其最大養分來源則是後者。「民主疲勞」的外在表現,即彷彿對法西斯、威權主義的鬥爭都還沒真正開始,大家就已開始在談論投降。
「民主疲勞」於是也成為探討美國社會現象的主題之一,2020年一本題為《民主冷漠:探索千禧年民主疲勞的根源》的哈佛碩士論文,就是在確定民主疲勞確實存在,尤其發生於「千禧世代」。
所謂「民主疲勞」,指的就是民主國家的公民對民主參與或實踐程度大幅下降,例如低投票率和對公共議題興趣缺缺等等。至於為何出現民主疲勞?論文歸類了幾個因素。首先,千禧世代成長背景,多已伴隨廣泛而強大的公民權,包含投票權、言論自由、自由競爭,因而自始他們日常動能就不再是為「追求民主」,直到2016年,千禧世代已然進入選舉的第五個週期,他們在投票時,「維護民主」的動機已顯得相當薄弱。那麼,他們關切的是什麼?
論文引述了一段民主鞏固理論,提到任何國家的民主要能蓬勃發展,終究必須讓民眾得到實際的物質利益,一旦失去這種經濟盈餘,民主鞏固就會相對困難,尤其年輕的民主國家,經濟體系往往決定了民主發展的命運,在尚未民主鞏固前,民主就先宣告失敗的國家並不罕見。
回到美國千禧世代之所以會出現民主疲勞,則同樣可歸咎於經濟不安,當工資停滯不前,生活成本上升,貧富差距拉大,使得未來更加難以捉摸時,絕大多數人就只會更專注於個人職業生涯和財務穩定,導致政治參與率下滑。若再加上政治功能失調(尤其是兩極分化的政治)和不斷變動的社會文化規範、準則,身為民主公民,也可能反而失去對民主的信念,直到愈來愈多人被某種威權主義替代方案所吸引,並開始透過「民主投票」,去選出一個反體制的政黨或候選人,以為試試看也無不可。然後,川普就上台了。
這就是美國人對民主疲勞最憂心之處。因為美國民主政治風險之一,到頭來,竟可能因為這個國家長期沒有明顯越界進入獨裁的隱憂,以至於缺乏有效的警報,去防止民主走偏,今天之前,關於民主恐怕出現危機的提醒,對美國民眾來說都像在危言聳聽,畢竟民主的侵蝕幾乎是難以察覺的。直到川普上台,初期,千禧一代的公民也都還沒真正意會到美國的民主已經變質。
川普任內,是美國自由派最沮喪的一刻,儘管他們早在2016年就提出警告,認為川普的行事作風,將對美式民主帶來嚴重破壞,但當時正值美國社會「民主疲勞」最為發酵的時候,那些警告,甚至還被指為是另種陰謀、政爭的打手。
此外,根據《民主冷漠》論文援引的數字資料,自2005年統計,竟有為數不少美國民眾不認為「生活在民主國家是絕對必要的」,政治上的冷漠感,一併創造出愈來愈多所謂「政治獨立人士」,他們因為民主功能失調而鄙視民主,同時好像誰來治理這個國家都沒有差或無所謂。
偏偏川普四年任期,美國民眾並沒有因此安穩好過,相反的,對外關係上,因為川普的率性而為,讓當時的美國出現國際信任度最糟糕的一刻;對內,極端、排他主義聲勢上揚,非主流的偏執言論開始搶占一席之地,幾乎為美國社會創造出了另一時空的現實,頗有政治偏差正常化的味道,並證實了《美國與自身的戰爭》一書所寫到的,美國終究是在和自己交戰。
直到2022年期中選舉,美國民主才看似回到過去為人熟悉的常態,一來,拜登因陷入經濟政策困境,使得民主黨眾議院失去了多數席位;二來,川普影響力消退,也沒有出現「紅色海嘯」,參議院仍由民主黨主導。州政府選舉,端看候選人個人經營表現。要說這次選舉讓美國自由派多年來的身心俱疲終於鬆一口氣,應不為過,這也反映了「民主疲勞」帶來的震盪過程,必然有一定的時間要捱,且無時無刻都在考驗一個國家的民主體質和信念強弱,即使是美國也沒有治療的特效藥。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