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接近尾聲，美國發布了「年度國家安全戰略」，提到中國和俄羅斯立場愈來愈傾向一致，差別只在對全世界構成的挑戰和威脅有異。就如同前美國國安局（NSA）網路安全局局長Rob Joyce形容的，俄羅斯像是來得又快又強的颶風，中國卻將造成一段長期、緩慢且普遍的氣候變化。台灣則明顯受到後者直接衝擊。

隨後，先有日本政府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載入「台海和平與穩定之於國際繁榮不可或缺」等文字，繼之，美國參議院再又通過針對台灣軍售及軍事融資的下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皆預示了新的一年，台灣問題仍會是所在區域的焦點。美日年終對台海問題的反應，就是一種明確的準備動作。

不只美日，主要民主國家也都感受到當前的時局，已很難再用承平世界的眼光看待，其中除了俄羅斯屢屢藉由對周邊地區施展軍事力量，去轉移國內政治、經濟的衰退，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國尚未和俄羅斯形成一個成熟的軍事同盟，但北京正在積極打造和西方世界對抗的核心，已是毋庸置疑。

然後，就像瑞典斯德哥爾摩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所長Niklas Swanström說的，因為很多盟國都先一步被美國拉過去，為了平衡美國的影響力，中國必然只能選擇莫斯科和阿拉伯國家（以及美國傳統上的敵人）作為志同道合的夥伴。接下來世界的二元競爭，恐怕只會進一步翻上檯面。

這樣的發展，讓美國學界、政界這段時間又重新回溯一戰、二戰時期的前奏。其中，當時所刺激出的「總統外交」也再被放到今天討論。二戰之前，多數國家外交官其實並不鼓勵元首直接涉入外交工作，尤其領導者頻繁在國際舞台露臉，或將造成公共期望的誤判，從而導致更多國與國之間的混亂。所以最好是仰仗擁有談判、外交禮儀訓練的職業外交官就好，也因為他們經常遠離鎂光燈，思考會更冷靜，同時也比較不受國內政治影響。

不過，假若時局的複雜性已超越傳統外交談判，尤其國際安全的邏輯在在表明，即使投入傳統外交努力也不見得總能奏效，元首「個人外交」就不再只是儀式性的產物，有時元首間相較過去更直接的接觸，或是繞過公開發言管道的私下訊息傳遞，都可能更有助扭轉時局。

且不只元首間的直接對話有影響性，元首個人的表現也常釋出不同的訊號。如同當年羅斯福和史達林晤面，羅斯福永遠要求自己西裝筆挺，鞋子擦得光亮，史達林則盡可能在羅斯福面前掩飾自己臉部長了麻子的一面（比方說他從不坐在距離燈光較近的一邊），兩者雖是為了合作對付希特勒才坐在一起，卻也暗中較勁誰才是「老大」。此外，羅斯福也曾利用和邱吉爾晚餐機會，刻意激怒他，從而讓兩人在爭執中吵出共識，直到彼此終究以老友相稱，並聯手在二戰期間對盟軍的勝利發揮關鍵作用。

當然，負面例子，就是1961年甘迺迪和蘇聯總理赫魯雪夫會面，甘迺迪因為表現太過「謙謙君子」，被赫魯雪夫視為軟弱且缺乏經驗，數月後，蘇聯領導人就下令建造柏林牆，隔年，蘇聯再於古巴部署導彈，其射程幾乎可達美國本土每一角落。（另川普式的個人外交也被視為負面範例）

這些總統個人外交的軼聞情節，皆超乎了傳統外交官的行事訓練，但無論如何，近代以來，它都已被歸入不同等級的外交模式，有時還會直接成為對外交涉的主力，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總統個人外交幾乎已成為一種全球現象，總統如何運用個人本事影響國際政治，進而創造國家利益，也成了諸多領導者的考題，這是現代化總統的特徵之一。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抗戰表現，當然讓他成為今天總統個人外交的模範，所謂「戰時總統」就是如此。

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抗戰表現，讓他成為今天總統個人外交的典型模範。（翻攝自《時代雜誌》2022年12月封面）

回到台灣，今天的積極備戰，很重要原因正是為了未來避戰，因為二戰以來人類社會得到最大的教訓之一，就是「拒絕戰爭從來不代表戰爭不會接踵而至」，那麼，備戰的程度和強度，能否達到實質避戰的保台效果，以今天各國合縱連橫的詭譎氣氛，自然有賴一國元首治國方略中的外交工具如何運用。如能理解台灣今天早已無法關起門來笑罵我自為之，就會知道未來一位「外交總統」只會愈來愈重要。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