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以色列，對大多數住在臺灣或亞洲的人來說，印象是高科技、沙漠綠洲、先進已開發國家；特拉維夫的同志彩虹遊行更是在以色列政府大力宣傳下廣為人知，被部分中文媒體譽為「中東的同志天堂」。我在二○二二年初為巴勒斯坦籍丈夫申請來臺的依親簽證時，甚至還在臺灣辦事處的「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上看到以色列被歸類在「歐洲區」。

而當我提起巴勒斯坦時，許多人則感到陌生。巴勒斯坦登上國際新聞頭條大多是以巴衝突升溫、人員死傷慘重的時候，給許多人的既定印象似乎與危險、恐怖主義牢牢畫上等號。這些年來，不約而同被聽過我走訪巴勒斯坦的人問過這個問題：「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不一樣嗎？

當我打開 Google 地圖指出巴勒斯坦在哪裡後，對方可能驚呼：「這裡不是以色列嗎？」隨即又提出許多相似的問題：「那裡是不是有恐怖分子？」「那是阿拉伯國家？他們是穆斯林，信奉伊斯蘭？女人是不是很可憐？」「巴勒斯坦？中東？那裡不是一直打仗嗎？很危險吧？」

巴勒斯坦危險嗎？這大概是榮登我被詢問過的問題第一名。我們就來談談巴勒斯坦的「危險」吧！

二○二二年夏天，我與丈夫睿理一起參與巴勒斯坦好友在加拿大的婚禮。好友和睿理一樣是自加薩走廊到加拿大申請政治庇護的難民，因此，仍在加薩的家人皆因為她尚不是加拿大公民，而無法獲得加拿大的簽證來參加婚禮。

婚禮上，我的注意力被坐在主桌、穿著傳統日本和服的一對亞洲夫婦給吸引。新娘和我們打招呼後，特意帶著我和丈夫一起去認識這對日本夫婦。原來，凱(Kai)曾是日本NHK電視新聞駐加薩的外派記者，也是新娘的前主管。

凱表示，新娘是他合作過最棒的巴勒斯坦記者，在加薩工作的那幾年，凱和新娘的一家人成為很緊密的好友，這次特地從華盛頓開車到加拿大，是代表新娘在加薩無法前來的家人們出席這場婚禮，也解釋了為什麼會坐在新娘主桌。

一聽到我是臺灣人，凱親切、熱烈地與我們聊起來。我們說起各自在巴勒斯坦的工作經驗，我笑著說自從去了巴勒斯坦後，最常被問的問題就是會不會感到危險，於是我也問他：「你曾經感到危險嗎？」

凱想了想說：「二○一四年加薩戰爭爆發時，我正好在加薩，新娘的家人都很保護我，說我的人身安全是他們的第一責任，我常感覺他們比我自己更在乎我的安危。」

凱的一席話讓我感觸甚深，的確，做為在巴勒斯坦的記者，從來沒有人可以獨立作業；在這裡，大家講求的是關係，是情，也是義。

每一個採訪故事的來源與資源，都是來自許多記者不吝分享的結果―在這裡，儘管沒有衛星傳送、無線網路，人們卻用最原始且自然的方法，搭建起最強健的人脈與資訊網路，想找到什麼樣的受訪者，端看自己能夠認識多少好朋友。

每位我所認識的巴勒斯坦記者，總是無私地和我分享該怎麼聯絡哪位受訪者和他們手機裡的通訊錄。

在子彈煙硝的驚險歷程中，我看見記者與抗議者們總是不分你我、互相保護。儘管大家頭上戴著不同職業的帽子，卻都穿著一樣的衣裳―印著斗大的、我們願為巴勒斯坦發聲的衣裳。

記憶猶新，二○一六年，身為自由記者的我，初來乍到巴勒斯坦，第一次和其他巴勒斯坦記者去前線採訪時，全身的設備還不齊全，一位高大的巴勒斯坦記者看到我，立刻要脫下自己的防彈背心、摘下安全帽給我穿戴，我著急地拒絕，他身為巴勒斯坦人，會被以色列狙擊手攻擊的機率極高。但他的這個舉動卻讓我無法忘懷，也從此讓我學習到，在這裡，沒有記者可以單打獨鬥地作業；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非獨而立」地合作和進行採訪工作。

和凱的對話與這段回憶促使我開始反思，當我面對「巴勒斯坦危險嗎」這個問題時的心境。要說我在巴勒斯坦的日子裡，從來沒有因為看到煙硝子彈、坦克或以色列士兵而感到緊張、害怕絕對是假的。但為什麼我總是回答不覺得危險，反而常鼓勵大家親自走訪呢？

回憶與印象中的巴勒斯坦是一個讓我感到溫暖而安全的地方，我深切記得的是他們的熱情好客，是他們的爽朗笑容，是他們和我一起抽著水菸、談夢想的回憶。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清楚為什麼自己在這座外人眼中的「中東火藥庫」內從來不感到害怕，直到過了許多年後，才漸漸理解。不害怕是因為我的身分所給予的「特權」―一個在以色列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下，我身為「外國人」的特權。

身為外國人，我無意間地參與，成為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我不是巴勒斯坦人，因此不是造成以色列國家安全威脅的對象，自然不會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另一方面，我總是受到巴勒斯坦人熱情款待，除了生性好客外，也是因為我是個「外國人」，在邊境受到以色列控管和新聞媒體意識形態的操作下，能夠進入巴勒斯坦且熟知當地現況的外國人實在有限，於是，巴勒斯坦人總是對外國人和外國的生活、事務特別好奇。我時常聽到許多人興奮地分享去過以色列的旅行經驗，這些人大部分不會錯過到耶穌誕生的聖地伯利恆一日遊的機會，但他們卻完全不知道，伯利恆並非以色列，而是「巴勒斯坦」。

我慚愧地理解到，當我大言不慚告訴大家巴勒斯坦很「安全」時，事實上是忽略了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軍事殖民與種族隔離政策下、每天面對生離死別的現實。

我可以毫不畏懼地在過檢查哨時大方向持槍的以色列軍人秀出臺灣護照和簽證，卻忘了這是巴勒斯坦人最害怕的日常夢魘之一。

有一次，我和巴勒斯坦好友一家人乘車去鄰鎮參加婚禮，路上出現臨時架設的以色列檢查哨，遠遠的就開始感受到全車的氣氛凝重起來，開車的大哥不安地皺起眉頭，坐在我旁邊的妹妹也緊繃起來，但她看了我一眼說：「還好妳在我們車上。」

當時的我不全然理解這句話的意義，而今天，再次想起這句話時，我不禁鼻酸。

「巴勒斯坦危險嗎」這個問題，我曾在一場對話中和睿理與另一個移民至加拿大的巴勒斯坦朋友伊雅德(Iyad)討論過。

「大家總是問我巴勒斯坦危險嗎，你們是巴勒斯坦人，曾經覺得自己生活在危險當中嗎？」

來自西岸自治區的伊雅德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回憶道：「二○○○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我被公司派去美國出差，從約旦邊境回來時，我無法回自治區西岸的家，因為路上都被重軍封鎖、宵禁，到處都有坦克與以色列士兵，情況緊張，我知道若不小心走錯路、撞見士兵，可能會被當場射殺，所以我就在樹林裡住了好多天。那時候，我根本不覺得這有什麼，每個巴勒斯坦人多少都和我有著差不多的經歷。」

伊雅德帶著妻子與兩個小孩在二○一八年成功申請到工作簽證後，移民至加拿大，他告訴我想離開最大的原因是他的孩子們。

「我們住在西岸，但妻子的家人住在東耶路撒冷，我們想去看外公、外婆都必須經過檢查哨。我常在通過時被以色列士兵命令到一旁待命，我什麼都沒有做，就只是因為我是巴勒斯坦人。妳知道持槍時，槍口會有個亮亮的紅燈去對準目標物吧？我這一生不知道有多少次被這個紅燈指著眉心。我實在不想讓孩子一次次經歷自己可能在他們面前斃命的恐懼，所以才決定一起移民。」伊雅德談笑著說起這段聽起來令人心驚膽戰的過去，如此雲淡風輕的語氣，是乘載了多少傷痛。

睿理深思我的問題後，回答道：「生為巴勒斯坦人，我們大概從來不覺得自己活在危險當中吧！但那是因為我們生來就活在以色列的軍事殖民統治下，從出生那刻就被定義成以色列眼中的恐怖分子。每個在這種環境長大的人甚至不知道，也無法很深刻地想像生活在『自由獨立』的巴勒斯坦會是什麼感覺。巴勒斯坦人的人生，就是被殖民的人生， 我生活在加薩，每天斷電缺水、半夜聽到無人機(drones)嗡嗡嗡的聲音，對我們來說變得稀鬆平常。你去問每個加薩人，都會回答不知道是不是明天就有另一場戰爭即將爆發。」

他頓了頓，接著說：「但這樣的想法其實根本不正常，沒有人真的不怕死，沒有人真的覺得活在隨時可能被逮捕、被槍殺的生活裡不危險。一直到離開加薩、生活在巴勒斯坦之外後，我才真正看清這個事實。過去流傳過這麼一句話：『巴勒斯坦人戰鬥起來，各個都像絕世英雄。』但現在人們說：『想當絕世英雄，就該有和巴勒斯坦人一樣的奮鬥精神。』很多人以為巴勒斯坦人很勇敢，但事實是，我們沒有軟弱的機會，也沒有這個資格，我們除了勇敢，別無選擇。」

美國知名的非裔政治活動家、社運領導者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曾在《自由是永恆的鬥爭》(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 Ferguson, Palestin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 movement)中記錄巴勒斯坦人所經歷的一切和南非抵抗種族隔離政策時有許多相似之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把巴勒斯坦人爭取自由的權力扣上恐怖主義行動的帽子。有許多證據指出，過去南非的種族隔離政府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有多項合作關係，甚至在一九六二年，可能就是在中情局的祕密通報下，才使當時的反種族隔離政策領導者納爾遜．曼德拉遭南非當局逮捕監禁。

除此之外，戴維斯在層層史料與數據證明下，將巴勒斯坦的現況與美國歷史上的種族歧視政策做緊密連結，例如二○一四年，美國佛格森爆發警察槍殺黑人青少年麥克．布朗(Michael Brown)事件，後來引發連續多日的抗議行動，甚至出現暴動。當時的警察局長湯姆．傑克遜(Tom Jackson)便曾在以色列接受「反恐訓練」，根據電視新聞的影像，巴勒斯坦人發現，被用在鎮壓抗議活動的催淚瓦斯彈，和以色列軍隊鎮壓巴勒斯坦抵抗殖民運動的青年用的是同一個款式。

巴勒斯坦危險嗎？

對我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再也不是純粹的是或否了。如今，依然有數百萬名自以色列建國後就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難民，始終沒有權利踏上這片土地、造訪自己的家園。我們能夠自由出入境以色列旅遊的同時，生活在以色列境內、巴勒斯坦西岸自治區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的人身安全與人權仍日夜時刻受到嚴重威脅。

戴維斯在書中不斷提到，這個世界上的種族問題與權力鬥爭從來都不是獨立存在。但她保持樂觀態度，一如每位我遇到的巴勒斯坦人，歷史教會我們要打敗、瓦解種族隔離、歧視與問題最好的方式，向來都不是等待在位者突然清醒，賜予我們平等權力，自由與平等的未來需要每一個普通人民一同努力爭取、追尋。而過去這幾年的書寫與採訪經驗，讓我愈來愈理解這樣一句話：「每一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幫助巴勒斯坦，參與抵抗以色列殖民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會繼續不斷地說下去與寫下去，盡我所能地記錄每個關於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和屬於他們的故事。希望有一天不再有人聽到巴勒斯坦後問我：「巴勒斯坦危險嗎？」我希望它不再僅是出現在新聞上過於聳動的標題，也不再是我或其他非巴勒斯坦人的一個旅遊踩點目的地；我希望它是安全的，是每個巴勒斯坦人的家與避風港。

*本文摘自《這才是真實的巴勒斯坦：以色列殖民、種族隔離下的抵抗與希望》，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王冠云（Cynthia Wang）

以巴關係研究學者，跨國跨語言自由記者，作品內容橫跨影像與文字，長年於《換日線》開設專欄，專題包含〈牆內；牆外〉與〈撕下難民的標籤〉。其他作品可見於《蘋果日報》、《報導者》、《關鍵評論網》，目前在加拿大研讀傳播與文化博士學位，研究主軸包含跨國女性主義、殖民主義與巴勒斯坦，多次在相關期刊與會議中發表學術作品。

自大學主修阿拉伯語文學系，雙主修新聞學系始，便一腳入了中東這塊神祕土地。二○一六年完成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傳媒碩士學位後，決定直赴中東火藥庫：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開啟了與巴勒斯坦的不解之緣。

巴勒斯坦，一個曾經只是在新聞媒體上讀到的戰爭名詞，一個在Google地圖上沒有名字的國家，一個國土與以色列邊界重合的地方，一方自一九四八年起戰爭死傷從未止歇過的土地。土生土長於臺灣的王冠云，是一個局外人，但女兒和兒子身上皆流著一半的巴勒斯坦血液，使她同時擁有局內人的身分。以與主流媒體不同的角度，她立志為臺灣的閱聽眾記錄、寫下那片土地上未曾被人聽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