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未見平息之際，看似驟然轉向的中國防疫政策，對內顯示對執政的自信之餘，對外的說明不足與治理不透明性，反而再起「天下圍中」的聲浪。新華網於8日刊出長文，強調官方「因時因勢科學決策」，僅指出防疫已進入新階段，僅「邊防控、邊研究，邊總結、邊調整」。新冠疫情不只是全球公共衛生的課題，甚至深入文化與心理層面，失焦的敘事無助於取得西方的諒解。

早期選擇與疫情共存的歐美各國，實現疫苗普及率而率先解封，社會與經濟活動也逐步進入後疫情的新常態，在全球化活動逐漸恢復之際，以往被視為觀光金雞母的中國旅客，卻被視為全球疫情下的異己者。由於中國防疫政策的轉折，而被西方國家額外增加防疫措施，甚至反轉好不容易的去種族化路徑。

北京自2013年以來致力於「講好中國故事」，歷經近年來戰狼外交的轉折少有正面成果，而今易未能在防疫政策的取得國際諒解，反而讓公民直接承受外部壓力。然而，中國外交敘事的問題不只是政治價值，而是中國整體的現代性問題，一個複雜的中國符號未能被自身理解，也未能被異己的群體所理解。

即使中國以國家的力量推動社群名人傳播正面形象，去年底（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調查仍顯示，中國的國際形象較去年整體下滑，意大利對中國的負面感受為62%，即使指標最低卻也遠過半數。

原本稍見平息的疫情起源論爭議再受關注，但是「中國變異株」的論述卻隨著地緣政治的動盪，而在西方國家的反中聲浪鴂起，不透明的疫情資訊更催化西方對中國的政經矛盾。在西方社會內部，因應防疫機制而起的對立與分化更使亞裔的境遇堪慮，疫情期間孤絕於境外的海外華人，更成為中國的防疫政策的犧牲者，可嘆的是他們既不是政策制定者，也未曾有過機會表達己見。

在疫情和烏俄戰爭的影響下，西方國家重新凝聚大洋兩岸的民主價值和文明認同，印太戰略隱而未喻的將中國視為地緣政治的競爭對手。以往重視對中國關係的歐盟，更以「整合性政治危機反應小組」（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is Response，IPCR）的高度回應中國疫情，德國、比利時和盧森堡相繼呼籲公民非必要勿前往中國，面對疫情所展現的社群身分差異，更顯示中國的外交敘事距離「心靈契合」的理想尚有距離。

面對西方國家對中國疫情的質疑，在我群之間認知差距背後，更是對中國現代性的詮釋有著不同的時空間考察，使得中國對外敘事的方式讓外界難以參透現象本質，更別說是西方希望有一個可輕易識別的文化符號或容易閱讀的文本，恐怕連北京自身也在苦惱如何建構能夠跨越維度的理論。

因為現代性面臨的困難，使得中國研究的領域饒富趣味，即使在金融財稅系統和數位貨幣政策的監管，已有著較完備的技術和實證基礎，馬雲之所以在日本的原因仍另有故事。疫情發生以來的各項治理和監理數據，也不過是反應中國內部時空間差異的表徵之一，造成外部敘事的言說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更令人費解。

以位於沿海發達地區的山東省為例，作為中國前五大經經濟省分，卻也是最大的農業省，生養著上億人口，其治理的規模堪比德國，發展的差異卻跨越百年的時序。在青島這般突出的國際化城市的轄治範圍內，尚有黃島區的部分居民以燃煤過冬，百年前的趕集文化至今夾雜著現代的行動支付。這樣複雜的境遇讓中國面對的問題非是鐵板一塊，背負六億農民命運的中國現代性進程，面臨的是時空間維度的巨大考驗。

在中國現有的體制下，西方的模式與論述要能受到重視，還得看是誰提出論證，並且能在合適的政治話語下推展。二十大之後受到重視的李強或許能提供上海模式的經驗，但是上海模式卻難未必能適用作為發達農業大省的山東，更何況上海模式所需的資源更是其他地區不可能具備。現代性歷程的差異使得疫情難以形成一個整體敘事，使得中國的外交敘事只能表述政治符號，未能回應疫情「講好中國故事」。

※作者現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