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殺警案自去年8月發生至今，引發各界對於外役監遴選制度進行修法的聲浪，而目前為止，《外役監條例》修正草案仍舊躺在立法院的待審法案中，代表民意的各黨團立法委員都沒辦法取得共識，甚至刑事司法領域的專家們也有諸多不同意見，一派認為對受刑人遴選資格的限縮會讓外役監失去其基本精神，一派則認為遴選資格過於寬鬆，正是臺南殺警案的原因之一，更有部分專家認為限縮後的資格會讓外役監成為白領犯罪專監，究其根本，最大爭議還是在於外役監存在目的與遴選資格間的衝突。

外役監的設置目的

在理想上，矯正機關背負著「監禁」、「沉澱」、「蛻變」、「復歸」的使命，使受刑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在各項人力及資源充足的前提下，一般監獄或許能完成前三個使命，但卻仍缺乏能讓受刑人「逐步」復歸的中間性處遇措施，而外役監主要承擔的便是讓受刑人復歸的任務。

在立法上，外役監設置之精神體現在監獄行刑法第149條，「為使受刑人從事生產事業、服務業、公共建設或其他特定作業，並實施階段性處遇，使其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得設外役監；其管理及處遇之實施另以法律定之。」也就是說，外役監設置的終極目標，是為了「使其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消極而言，同時也降低因出監後的不適應而再犯的可能。

但這群在外役監服刑的受刑人，無論罪刑輕重、惡性是否重大，終究是曾經犯過罪的受刑人，在立意良善的過渡期中，全體社會必然要承擔極低機率的風險，這也正是本次修法的問題所在：「發生機率極低的重大刑案，作為讓這些受刑人復歸社會的風險，是否被社會所接受或容忍？」

遴選標準及立法歷程

本次修法重點即外役監條例第4條的遴選要件，經筆者檢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在積極要件部分，主要著重於刑期是否執行超過一定比例，並將一年內符合陳報假釋法定刑期列入審查標準內，但卻排除了累進處遇等級的限制，恐怕為後續審查程序埋下不安定的種子；而在消極要件部分，則新增了重刑、對社會安全秩序有重大危害、侵害公務員個人法益及國家主權之犯罪，並保留了再犯可能性高及影響社會觀感甚鉅等多種罪名，作為不得遴選之標準。

另筆者再檢視外役監條例第4條立法理由及歷程，共經歷了4次的修訂，除了符合法制及體系的修正外，大部分皆朝著放寬遴選標準的方向而修訂，如放寬對偶發犯、過失犯、惡性輕微及短刑期受刑人的遴選，又109年的修訂更是為符合釋字第775號解釋[2]意旨，將前案輕微之累犯納入遴選資格。而在103年新增的妨害性自主及家庭暴力等高再犯且影響社會觀感之罪名，也列入了消極要件中，作為排除遴選的標準，與本次針對侵害公務員個人法益及國家主權執行之情形雷同。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偶發犯、惡性輕微等刑罰學名詞，在法律上難以明確化，這將可能直接排除「鄧如雯們」到外役監服刑的機會與希望。

再犯預防應是全體社會的共同責任

在我們以應報及隔離懲罰等思想將受刑人一個個送進矯正機關時，當下看似是正義得到了伸張、壞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被長期忽略或刻意漠視的問題是：「這群人終究要回來社會繼續生活。」對於這個問題，外役監的存在似乎能勉強給出一個答案，也能在他們復歸社會前，扮演最後一道關卡，協助社會過濾仍不適合復歸的受刑人，但這道關卡卻也在零容忍政策的框架下崩壞。

零容忍一詞，作為政令宣導或宣示政府決心的功能，在臺灣似乎已經達到浮濫的地步，浮濫到政府一肩扛起再犯預防的全部責任，浮濫到讓人民相信政府的萬能，導致在發生重大案件後，原先該共同承擔責任的人民得以以事不關己的態度指責政府失能，主流民意再以應報思想將法律嚴格化，而「再犯預防」仍舊被遺忘在不起眼的角落裡。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長期關注刑事司法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