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爲香港電影金像獎前瞻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把張婉婷導演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選爲年度最佳電影，再加上該片在短短幾天的優先場（小範圍放映）便取得超過五百萬港元票房的佳績，的確讓人錯覺：香港紀錄片的春天來了。

姑不論這幾年香港最好的幾部紀錄片（《時代革命》《理大圍城》《憂鬱之島》等）均無法在香港本土上映，以至於它們被禁映這一事實已經成為香港崩壞時代的一個另類「紀錄」。作這種縱向比較對《給十九歲的我》不公平，而且《給十九歲的我》也非常有勇氣，在關於女子中學的一部電影裡已經盡可能地觸及了這十年香港人繞不過去的幾個鏡頭：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在這點上，我不認可譴責張婉婷對社會風雲輕描淡寫的那種觀點，她只是不得不止於蜻蜓點水。被大段保留的學生選舉，更證明了張婉婷想要給我們看看香港之成為香港所有賴的民主傳統。

因為關鍵在於，這不算一部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這是拍給英華女校重建復校慶典的一部…獻禮片。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獻禮片，從幾個不同身分背景不同個性不同家庭階層的女生十年的成長，側現了百多年歷史的校方有教無類的教育精神。

而它作為紀錄片的成功，卻來自幾位女「傳主」強大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見諸香港大多數的基層女性，沒想到「名校生」亦能如此，打破了觀眾的刻板印象。就以本片最矚目的叛逆學生「阿佘」來說，她幾乎是一手改變自己命運，不給面子任何人，當然包括「睇死」她不能繼續學業的那個舞蹈老師。最後飽受情緒病困擾而休學的「阿佘」突然回到片中，告訴大家最不用心學習的她考上了大家最想考的港大護理系。

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促使「阿佘」發奮重考？張婉婷沒有拍到。她沒有拍到的，還有藍絲女生Madam的警察夢破滅的時刻、身為警察女兒的「阿雀」為什麼沒有站在警察這一邊、「香港小姐」出國後徬徨的時刻、單車好手馬燕茹在大陸集訓時的心理痛苦以及放棄訓練的釋然…如此等等，基本上都是靠當事人接受採訪口述出來的。這些孩子的小半生已經足夠戲劇性和豐盛，可以撐起一部紀錄片，但是紀錄片本身跟進的深入和鏡頭語言頗嫌不足。

我們可以看到的，卻是另一種積極性，就是張婉婷的「諄諄善誘」，她不斷介入的誘導式提問是紀錄片的大忌，而有意思的反而是「傳主」的抵抗、不合作，可惜導演沒有深究這種不合作內裡的心理因素，沒有把拍攝遇到的困難轉化成張力，而只是幽幽地、優雅地一筆帶過。成長的困頓甚至得到浪漫化，紀錄片需要的肉搏、拉鋸是不會出現在如此一部青春頌歌中的。

我想起：政治犯鄒幸彤也是英華女校畢業的，她當然也不會出現在這部紀錄片裡，但我想像她才是電影潛在的女主角，「給十九歲的我」那個「我」也應該包括她（她至少綜合了電影三個女生的性格）。還有被DQ的議員「民主老師」劉小麗，她們和本片導演張婉婷一樣，都屬於這座傳統教會名校的另類校友。其實她們的存在，正正可以顯示電影中校長與老師強調的寬容、多元並包等等不是虛偽。只是從十九歲開始，她們走上了比其他「前途光明」的校友更艱難的道路。

香港政治犯鄒幸彤或是《給給十九歲的我》電影潛在的女主角。（維基百科）

為什麼是「給十九歲的我」而不是「十九歲的她」呢？導演還是願意在她們身上尋找自己的過去，這令這部片蒙上一份懷舊的感傷，而由導演說出的「這刻我們看見的，只是永恆的一個片段」並不如石校長留下來的那句「有時學生令人覺得不可理喻，但只要明白我看見的她們只不過是永恆的片刻，她們還有將來的面貌，那我就可以平心靜氣面對現在的她們了」豁達。

最終這是一部考驗觀眾而不是考驗導演的電影，如果你的同理心很強，會感到難以釋懷的大悲傷——超乎成長、命運、世道與人情，我們目擊渾如璞玉的女孩被這些元素打磨而不能保持上帝視角去垂憫。否則，我們不過是旁觀他人的痛苦——甚至只是滿足我們對名校千金的好奇心。最令人難過的是，「只是永恆的一個片段」，導演最終也承認。慶祝無意義，未來的香港也許會把她們淘洗得傷痕累累。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