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不斷升高的威脅，美國積極協助台灣構築防衛能力，遏阻對方可能的冒險行動，台灣卻出現懷疑美國的聲量，宣稱美國把台灣當棋子，以台灣為戰場，與美國合作會導致台灣流血犧牲。這是離奇的說法。所有關於台海可能發生戰爭的討論，所有的軍事推演和規劃，都只有一個前提：中國侵略台灣。這事不發生，就是和平的狀態，但中國不但威嚇動武，而且持續製造戰機逼臨的險境。

殷海光：跟中共訂條約就如同燒紙錢

我們和民主國家的盟友之所以必須加強軍備，透過實力保護和平，無法依靠正規的外交手段，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喜怒無常，變幻莫測，視協議為無物的極權政治組織。這是普世的認知。就在前幾天（1月11日），德國總理蕭茲所屬的社會民主黨共同領袖克林拜耳（Lars Klingbeil）受訪時說：「我們必須了解，中國跨過邊界的時刻可能會在明天、後天或十年之後到來。如果中國攻擊台灣…。」德國是歐洲大國中最想對中國表達「善意」的，即使是他們的政治領袖也明白，台海如果有事故，就是中國攻擊台灣，而且時間不定，我們的人好像還故作不知，令人稱奇。

中國共產黨精於計算、翻臉不認人的性格很早就顯現，至今沒有任何改變。殷海光1945年就說，跟共產黨訂條約就如同燒紙錢，只是做做樣子，等到它的力量成長到能達成它的目標，條約自然作廢。 註更多殷海光原文：「與共產黨訂條約，等於鄉下人化冥紙，條約底有效時間，恒等於其勢力尚未成長之時間，『過期作廢』。」《光明前之黑暗》，臺大出版中心版，頁62。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方承諾除了外交國防事務，1997之後，香港50年一切不變，聲明並且在聯合國祕書處登記，但它現在說這只是歷史文件，沒有現實意義。有這些劣跡斑斑的紀錄，在台海關係上，中共還冀望他們的話術能打動人心，依恃的是人們的健忘、缺乏認識以及大中國民族主義情緒。

如果台灣出現的疑美論占上風，人們真的覺得美國要把台灣推上戰場，作用是什麼呢？只能是弱化台灣與美國的軍事連結，傷害台灣的防衛，最終走向敗亡。如果要走所謂「統一」或投降的路，為什麼不明講而要拿美國出來亂舞呢？——到底，這是七十年來保護我們，價值與我們相近的國家。這應該和認知戰的特性有關：不但提供假消息，而且製造認知混亂，讓人們迷失方向，在自我懷疑的狀態下接受敵人的說辭，交出自己的利益。想想看：一個群體在攻擊對方之前，什麼是最好的認知戰成果？不就是把對方都變成和平主義者嗎？台灣人要反制認知戰，就是要讓自己成為愛國主義者。

「敵視美國」是大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成分

疑美論出現的另一項因素是，「敵視美國」本來就是大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成分。余英時在1996年的兩篇文章特別闡述這一點。〈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指出，中國現在的民族主義和二十世紀前中期的民族主義性質已有根本的不同，「它已從自衛轉變為攻擊：它的攻擊對象主要便是美國，因為美國今天已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唯一象徵。」中國自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從俾倪四方的天朝大國地位淪為列強勢力競逐的場所，剝奪感之深，不是其他亞非諸國所可相比，中國民族主義充滿對帝國主義怨懟報復的情緒， 註更多除了對帝國主義的怨恨，中國民族主義也繼續帶有對周邊國家的輕蔑和歧視。而為中共所特別著重煽動和操弄。余先生另一文〈海峽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讀〉這樣說：

「中共所操縱的民族主義訴求並不止於『譴責』在台灣的中國人『分裂中國』；它還更進一步把所謂『分裂活動』和『外國勢力的干涉』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更是中國〔在下棋時〕後著中最陰狠的一步棋。」

中共這樣做，最能激動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對台灣如此，對香港更一直如此。

台灣同樣存在大中國民族主義，其中也有反美、憎美的元素，只是比較隱晦，近時終於明白暴露。余先生在1996年已特別提醒：「今天民主在台灣開始全面落實，台灣似乎還沒有人公開表示異議。其實民族主義者（包括相信『依賴理論』的新左派）暗中厭憎這種美國式民主的未嘗不是沒有人在。他們很可能同意中共指責『台灣搞假民主』，不過迫於形勢，一時不便見諸文字而已。」（〈海峽危機今昔談〉）事隔四分之一個世紀，很清楚看到，余先生的推測完全正確，疑美、憎美、厭憎民主是三位一體的。

不過要指出，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憎美不完全是憎恨，還夾雜著羨慕和攀附，余先生根據社會學家Liah Greefeld的論述，稱此為「羨憎交織」（ressentiment）。這個說法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有這麼多中國民族主義者移民美國，成為美國公民，居住在本國的，子女也常就讀美國學校或國際學校。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疑美論有其兩面性和虛偽性，疑美論是大陷阱，大家必須多想想！

※作者為臺大歷史系特聘教授、臺大講座教授，曾任臺大文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