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私信給我，希望我談談鄭雁雄。我實在沒什麼興趣去了解他，任何人做中聯辦主任，對香港人來說都是一樣的。鄭雁雄敉平廣東烏坎農民運動，這應是他受重用的政治資本。

中聯辦主任都樂衷於直接干預香港，到王志民手上，更態度進取，喜歡攪事。與林鄭勾搭弄出送中法案，搞出個大頭佛；誘拐韓國瑜進中聯辦，更斷送國民黨的執政夢。

王志民之後，駱惠寧來港，採取低調姿態，平日幾乎感覺不到駱惠寧的存在，他也幾乎不在公眾場合發聲，他在做什麼沒有人知道。

其實駱惠寧居幕後，林鄭李家超居幕前，中共想要在香港辦任何事，都由香港官員替他們做了。比起王志民的進取乞人憎，駱惠寧更狡猾。

中共現在處理香港，採取的是凌遲刀法，就是一刀一刀地「片」香港的皮肉，每一刀都不致命，但每一刀都割下一小塊，血淋淋一點一點「片」，沒有大動靜，但最終目的都是致香港於死地，而且死得更痛苦。

國安法把大批民運領袖判刑，留了一大批未審先囚的民運精英慢慢炮製，盡收恫嚇效果；逼迫民間政黨與團體解散，逼死民間傳媒，在圖書館和書展作政治審查，脅迫商界向政權低頭；與中共簽定金融互換協議，將香港庫房與中共銀行連通；成立所謂「社區關愛隊」，把專制管治做到基層；最近又安排中學生到大陸「考察交流」，接受洗腦。如此等等，不能盡錄。

中共手上一把利刃，落刀處都有計算，立足於長期，立足於收服香港人心。香港人今天捱一刀，明天又捱一刀，一開始很痛，慢慢因無力反抗會接受現實，麻痺自己，痛也變得不那麼錐心徹骨，慢慢習慣於被「片」，那香港就會慢慢死。

人民習慣於痛苦，是專制統治者的美夢。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饑荒，中國農民寧肯在村裡餓死，也不敢出外逃荒，便是將痛苦合理化﹑慢慢習慣的結果。中國人相信命運，命該如此，反抗是沒有意義的，接受現實才是合理選擇。

每一刀都不致命，就缺乏決死之志去反抗。每一刀都接受了，習慣了，然後到最後，感覺到死神臨近，要反抗也沒有力氣了。

最近美國駐港總領事公開宣稱，近年離開香港的美國人已達一萬多人；近日發表的人類自由指數，香港全球排名由第3名直接滑落到34名。至於香港人在民間結社、思想言論、政治參與方面的權利的喪失，香港人都感同身受，這就是我們被凌遲到今日的結果。

香港人有什麼辦法改變自己的處境？說一句喪氣的話，實在是沒有。中共太大，香港太小，中共有武裝，香港人赤手空拳，肉在砧板上，任中共宰割而已。對我們來說，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銘記落在身上的每一刀，銘記那些錐心之痛，那種被人踐踏的屈辱與不甘，能掙扎就掙扎，能消極抵抗就消極抵抗，最不應該的就是習慣於痛苦，習慣於任人宰割。

近日程翔與羅恩惠接受沈旭暉博士邀請，一起對談「新香港新聞自由」，他們談到黎智英、立場新聞的鍾沛權，談到今日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處境，以及身在海外的香港新聞人各盡所能地保持自己的風骨。

老朋友程翔在提及黎智英時，數度哽咽。黎智英與我同年，程翔小我一歲，一想起黎智英，我和程翔的感受都是一樣的，我們敬佩黎智英為香港的無私付出，只恨不能分擔他的痛苦。我們唯一能做的是銘記被中共凌遲，銘記我們撕心裂肺的痛。

早前談到白紙革命時，有些香港人不以為然，說大陸的事與香港人無關。近日又聽說，有不少香港人不相信沈旭暉，說他親共，是來「收風」的。當年李怡也曾被人視為中共派來的內奸，李怡和沈旭暉都因為自己的職業生涯背景遭人污名，如果因為有一點左派背景，就是不可靠的人，那我和程翔都有嫌疑了。

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對自己人潑污水是極不負責任的，都是分化自己陣營，客觀上為中共助力的行為。有些人總以為唯有他可以包打天下，樂衷於內鬥，與香港人鬥，與大陸人鬥。我們被中共凌遲，不知徹骨之痛，還要自己再加一刀，這樣才死得夠快？

中共會用更委婉的手勢來凌遲我們，千萬記住這一點，想辦法對付中共，而不是對付自己人。

（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