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職父母親向法院提訴聲請成年子女給付扶養費的家事案件，逐年增加，根據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統計，從2013年開始，給付扶養費的訴訟案件超越離婚訴訟案件，越居家事法庭案件數量第一名，2016年高達2911案，造成法院負擔，更突顯《老人福利法》、《社會救助法》、《民法》關於國家照顧老人、子女扶養義務的傳統思維衍生的社會問題。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副祕書長孫一信指出，長輩爭取扶養人出面扶養，通常是因為無力繳交長照機構的照顧費用。以《老人福利法》第41條的爭議為例，老人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者，得通知直系血親卑親屬償還費用；逾期未償還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縣市政府社會局為了認定被公費安置的長者是否符合低收入戶資格，會要求被安置安養機構而無力繳費的長輩，上法院訴訟，取得民事訴訟判決書，確認扶養義務人和被扶養人的關係確實符合《民法》第1118條之1的免除扶養責任要件，才予以排除扶養責任，讓長輩成為低收入戶進行公費安置，造成法院類似訴訟案大幅增加，讓社會福利爭議延燒到法院。

孫一信表示，給付扶養費訴訟成為一個有違訴訟常理，原告長者和被告子女雙方都希望法院判輸的家事案件。目前實務上，老人為免費入住安養（養護）機構，老人提履行扶養義務訴訟，故意打輸，被告子女也不願負扶養義務，就可以公費安置入住。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北部專職律師中心主任周漢威律師指出，依《社會救助法》第5條第3項第9款，如果主管機關有擔當，訪視評估就可以得知長者與子女之間破碎的親子關係，將負扶養義務的子女，排除列入應計算人人口，不見得一定要當事人提訴。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長趙樹堂表示，《老人福利法》第41條規定針對有立即危險的老人先行保護安置，再通知老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或有扶養義務者，追償費用。實務上社工都會在第一時間確認有沒有扶養義務人，積極連絡家屬，有的一找就找到，有的花很長時間才找到，情非得已。

他表示，《社會救助法》對低收入戶的認定，與《民法》對扶養義務的規範，是兩回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必須由法院裁定，行政機關在認定上才有依據，行政機關無職權直接判定。

不過，周漢威也指出，免除扶養義務背後牽涉的法律問題很多。如果依《民法》第1118條之1，父母在子女小時候有疏於照顧、虐待或身心重大侵害，子女就不用負扶養義務，所以依立法意旨，法院判決應該只是確認這樣的法律事實存在。可是實務上法官在訴訟上免除扶養義務的判決的性質認定為「形成判決」，扶養義務需等裁定確定時才改變原本法律規定扶養關係。

也就是說，一個不肖父親向子女要扶養費，或子女提訴請求免除扶養義務，是在法院判免除扶養義務確定後才發生效力，無溯及既往。免除扶養義務裁定前，相關安養費用，子女都要償付。

安置1、2年才聯繫上子女　已積欠數百萬費用

因此衍生最大的問題就是，被父母虐待、棄養的子女，通常不會在成年時的第一時間對父親起訴請求免除扶養義務，通常是等到有一天父親被政府緊急安置了，政府機關又沒有在安置第一時間幫父親對子女請求給付扶養費用，等安置一、兩年後才與子女取得連繫，卻已積欠數百萬元的龐大安置費用，此時就算打官司免除扶養義務，之前發生的安養費還是要付，變成子女的困境。這是目前法律上最大的問題。

他表示，一方面《民法》雖然修訂讓子女免負長輩扶養義務，可是另一方面判決效力的解釋上卻只能向後生效，造成「兩邊打架」。

周漢威表示，傳統觀念「養兒防老」，如果父母確實與子女有「同居共財」的關係，要求成年子女負擔父母的扶養費用，當然沒有問題，如果成年子女有《民法》1118條之1的事實，而且與父母早就處於生活不互相照顧的狀況，若要計入家庭計算人人口，要求子女負扶養義務解釋上就不合理。

況且以現在許多台灣年輕人一出校門就背負學貸，薪資所得低，照顧一家人，壓力已經夠大，哪有餘力奉養父母？考量子女對父母的扶養義務的本質，國家是否應考量修正社會救助法家庭應計人口的標準′是否應符合未來社會發展的趨勢，重新畫一條線，否則只是把國家原本就要負的責任遞延，卻造成更多社會、法律資源的耗費。

他說，扶養費是帶有很大情感成分的開銷，若子女不願扶養失職的父母，就算法律判決他要付扶養費，當他不願意履行，設法規避法律上的義務，到最後變成爛攤子，老人依然就在那裡，政府不可能不安置，反而花更多的國家資源在無實益的訴訟上。

周漢威表示，《社會救助法》的家庭計算人口的範圍是否應該檢討？尤其出嫁的女兒或成家的兒子若還有下一代需要扶養，客觀上有扶養長輩的困難，《社會救助法》要不要把這些人算進家庭人口？若政府因為不想讓社福預算膨脹，在社會救助的體系裡仍然把「如果下一代不養你，國家才照顧你」的扶養觀念，作為給予社會救助的前提，就會衍生很多問題。「國家是不是要勇敢一點，只要發現人民須要照顧，就應該給予必要照顧？」值得思考。

【延伸閱讀】

【如果你是他們...】無良父母要求扶養義務　判決「不溯既往」成子女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