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do裡的主角:因為不滿墨西哥政府而移民美國十五年之久的記者、後為紀錄片導演的西爾維奧,榮歸故里時獲得了美國記者協會頒發最高榮譽。(Bardo劇照)
憑《飛鳥俠》和《神鬼獵人》連續拿下2015年和2016年兩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艾力謝路(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時隔六、七年,拿出了比前兩部更加神奇的一部長片《中有,部分真實的偽記事》(Bardo, o falsa crónica de unas cuantas verdades,直譯應該是:中陰,部分真實的偽編年史),不過曲高和寡,在威尼斯影展角逐金獅獎落敗,西方影評人褒貶兩極;入圍本屆奧斯卡,也僅獲得最佳攝影的提名。
我完全能理解影評人的苛刻,這部帶有自我指涉的電影像極了費里尼的《八部半》,屬於西方文藝裡典型的懺悔錄式作品,內容大多是已獲盛名的藝術家在生命垂老的前夕,回首檢點自己走過的路、對自己的創作進行道德質疑──反思對生命的誠與對藝術的美之間的選擇,是不是有過虛偽的時刻…
大致如此,這種反思是真摯而且痛苦的,但也容易給人自戀感(即使以聖徒自虐的形式),懷疑導演是否沉溺在「懺悔」的表演中,影像才顯得如此放縱。
但我還是喜歡這部又被譯作《詩人》的Bardo,首先,願意這樣揮霍炫才式拍一部濃郁魔幻現實主義色彩長片的導演已經很罕有,奔流不息的奇思妙想中摻雜著悲涼與不堪,更讓人想起波拉尼奧的「現實以下主義」;其次,本片繼阿方索的《羅馬》之後繼續觸及墨西哥人的當代困境,尤其是難民、移民的身分認同。就像片名中的「中陰」,那是生與死之間的過渡階段,但墨西哥人經歷的這一階段被無窮延宕,離開家園投奔美國就離苦得樂嗎?回歸故土就起死回生嗎?種種矛盾並非簡單的二分,於是他們只能繼續中陰。
Bardo裡的主角:因為不滿墨西哥政府而移民美國十五年之久的記者、後為紀錄片導演的西爾維奧(Silverio Gama),榮歸故里時獲得了美國記者協會頒發最高榮譽,他半生反對的墨西哥官僚和美國資本都來祝賀他,他的老朋友、兒女則質疑他對墨西哥的愛,他陷入巨大的認知困境後竟然中風了…故事的大部分是他在中風後的「中陰身」的回憶、幻覺以及對現實的魔幻介入。
我們不知道西爾維奧最終能否擺脫中陰。也許,他就像他中風時手中那些蠑螈,傾倒在地鐵車廂上,只能在漸漸流光的水中蹦噠,它們介乎魚類與爬行動物的萌樣半點也幫不到它們,因為這是一個缺水、漸漸被沙子淹沒的世界…
我們同情西爾維奧,有多少因素是因同情墨西哥?西爾維奧的紀錄片導演和他的紀錄片遭受同胞的質疑,赫然讓我想起最近香港熱切討論的另一部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艾力謝路現年五十九歲,姑且說他是拍了一部《給五十九歲的我》吧,西爾維奧的確有艾力謝路的影子,但也可以說有大多數離開墨西哥、拉美投身歐美文藝圈的拉美知識分子、藝術家的影子。
西爾維奧以拍攝墨西哥難民偷渡悲劇成名,以採訪獄中黑幫獲得大獎,兩者都深刻撼人。但他的同胞並不理解他,甚至質問他:「如果你想討論自己的生活,請直說,你可以寫一本自傳。沒有必要拍一部紀錄片拿歷史和現實襯托自己。」在墨西哥記者協會給他舉辦的派對上,播出了他的紀錄片片段,派對的清潔工、酒保們觀看時的激動,跟手端香檳身著華服的嘉賓們的激動是兩回事。前者是被他採訪的人的言行所激動,後者是被他的成就所激動。
我說,欣賞《給十九歲的我》的人,大致也分為這兩種,就像我上一篇專欄「《十九歲的我》,不是紀錄片而是被記錄者的勝利」提到的。紀錄片最大忌就是導演的「我」的過多存在,《給十九歲的我》的導演張婉婷的ego之前放在劇情片裡面並無大礙,但在紀錄片裡則演變成過度自信,為了紀錄片的成功而強力推進拍攝,甚至因此忽略了基本的紀錄片倫理,最終導致了一個雙輸的結局。
其實何謂輸贏?何謂藝術的成功與失敗?西爾維奧成就巔峰之際,他父親的幽靈出現,提醒他兒時贈給他的那句金句:「痛飲『成功』,然後漱口,把它吐出來,否則你會中毒!」相對於紀錄片,被記錄者永遠更重要。在回顧自己早期關於偷渡者在墨美邊境「神秘失蹤」的紀錄片時,西爾維奧對兒子又講了一遍聖母顯靈把偷渡者帶走的傳說,但兒子直率地打斷他,要他直面真相:「沒有什麼聖母顯靈,他們是餓死的、他們是被殺死的!」
西爾維奧的記憶也閃回當年拍攝偷渡者的場景,當一個小女孩落了單倉皇地追趕大隊的時候,本來在採訪別人的西爾維奧迅速跑過來,攝影機一直追著小女孩拍攝,他全身進入了獵人發現獵物的亢奮狀態⋯⋯我年輕時也做過紀實攝影師,換了我估計也會和西爾維奧一樣,但如今想來,我們最應該做的是先把攝影機放下,問問小女孩需要什麼幫助。
西爾維奧的紀錄片拍成十五年後,墨西哥偷渡者面臨的危險和痛苦並沒有獲得解決。我們無須苛責紀錄片沒有改變這個世界,但我們也應該記住:紀錄片不能改變現實,但起碼要以身作則教會我們尊重現實中的每一個個體,而不是意識形態或者藝術追求的某個理念。理念先行,再去選擇較juicy的受訪者,如果不合期待便以畫外音強加詮釋⋯⋯如此種種,是《給十九歲的我》的問題,也是紀錄片工作者都要有的自誡。
五十九歲的艾力謝路無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也幸虧《中有,部分真實的偽記事》明言這是偽記事,他說:「這部電影關乎的是一個破碎的身份,以及一個人在離開祖國多年後的顛沛流離的感覺⋯⋯我很熟悉這種感覺,所以我在這部電影中置入非常私人化的東西——尤其是情感上的——但這總歸是一部虛構的作品。這不是一部關於我的電影。沒有什麼比『關於我』的電影更無聊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永遠不會那樣做。但我可以從一個非常特別的角度來談論這個主題。」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
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