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的台北市長蔣萬安首次與四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會面，照片裡的蔣萬安正襟危坐，眼神凝視著家屬，看來是一場誠懇的溝通。陪同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長蔡詩萍說：「我感覺得出，年輕市長的內心深處，肯定百感交集。誰叫他，姓蔣呢？但誰又要叫他當選了台北市長呢？這都是不能閃躲的命運與責任。」這段話，是把這場會面當成蔣萬安身為蔣家後代，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和解起手式」；不過，如果證諸馬英九與二二八家屬的「和解」前例，這說法恐失之樂觀。

馬英九與二二八的淵源很早，1981年他到總統府上班第一天，就曾向主管說道：「二二八事件一定要好好處理，否則台灣不會安定」。爾後，他更是身體力行，參與了行政院二二八小組工作，也投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立法》；從擔任台北市長到如今早已卸任兩任總統工作，馬英九更是年年參與二二八相關紀念活動，他見過無數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更好幾度在聆聽家屬的受難故事時，當場潸然落淚。

不少受難者家屬認為馬英九有誠意面對二二八，不過，反對他的人更多。馬英九參與歷屆的二二八追思活動總是不乏抗議的聲浪，從嗆聲、丟鞋、吐口水都有。兩年前他參與台北市的紀念活動又被與會的獨派人權律師李勝雄批評是對受難者的侮辱，馬英九隨後說，有些人有偏見，但不能因偏見存在，就忽略了他30年的努力，他不會覺得委屈，也習慣了。

二二八受難家屬對於「馬英九式道歉」無法接受的原因很多，例如，馬英九很早以前就定位二二八是一件「官逼民反」事件，但這個「官」到底是誰？到底是當時身兼國民政府主席、中國國民黨總裁及國防部最高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或僅是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就有不同的看法。再比如說，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其實完全改變了後續國府在台灣的統治手段，包括長期的戒嚴與白色恐怖、大中國式的教育與省籍分立，但是馬英九在長達30年為「平反二二八」而努力的過程裡，卻從不觸及這一塊，甚而為上述政策塗脂抹粉，站在「平反」的對立面。

更甚者，馬英九始終在每年的二二八誠意滿滿地向受難家屬聆聽溝通後，又在一個多月後的春假時分公開前往慈湖「謁靈」──時而為昔日威權政府釀成的錯誤誠懇道歉，時而哽咽緬懷當年威權政府的領導人，如此錯亂的訊息更讓二二八受難家屬難以認知馬的道歉與溝通是出自真心。

回到蔣萬安，他在與二二八受難家屬會面時敬謹的表情、誠摯的眼神、謙卑的動作，都很難不讓人想起過去20年來出現在二二八追思活動裡的馬英九。就連蔣萬安甫當選台北市長之際，就前往慈湖拜謁他祖父蔣經國的「對視到眼眶起霧」也都與馬英九如出一轍。只是，如果馬英九的年年道歉迄今仍得不到大部分二二八受難家屬的認可，又如何能對蔣萬安的起手式感到樂觀？

蔡詩萍說：「誰叫他姓蔣呢？但誰又要叫他當選了台北市長呢？這都是不能閃躲的命運與責任。」這句話隱含著把蔣萬安的血緣當成他在台灣政壇闖蕩的「原罪」，但並非事實：

第一、如果蔣萬安不是蔣家第四代，他豈有可能兩任立委未滿即代表國民黨參選首都市長，才44歲就當選台北市長，至少到目前為止，蔣家的血脈從不是他從政的障礙，而是捷徑。第二、既要講血脈，蔣萬安的父親蔣孝嚴曾在2006年時當面向馬英九說，「國民黨不需扛下所有責任」，因為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不是「黨逼民反」。雖說蔣萬安父子都是獨立的個體，但如果蔣萬安真心要談二二八，或可從他父親的這項見解開始破題：國民黨的在二二八的角色與責任是什麼？

第三、民主社會，「血緣」當然不是任何人從政的原罪。但如果蔣萬安真的想面對所謂的「二二八真相」，他的曾祖父蔣介石於當年3月5日的派兵令絕對是其中的關鍵。2006年二二八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早已指出，蔣介石就是這場鎮壓的元兇；這不只是一場「官逼民反」，這是極權政府刻意的系統性屠戮。若不這樣解釋，就無法理解後續的清鄉、白色恐怖以及全世界近代史上最長期的戒嚴令，其對形塑台灣後來的政治型態有著無可抹滅的衝擊影響。

過去30年來，有關二二八的研究、受難者的故事的出版早已汗牛充棟，真心想要去研究關心，其實一點都不難。令人慨嘆的是，一樣的關心、一樣的姿態、一樣的眼淚，二、三十年來重複地上演，但政客各取所需，真相始終未被正視理解，台灣政治的鴻溝與衝突也始終存在。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