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國比較引起社群輿論關注的一個社會事件，就是中國江西上饒市一位15歲的少年胡鑫宇，在失蹤後的第106天，被發現在學校附幾十米的地方自縊身亡。對於網路上掀起的質疑浪潮，中共表面上看似乎採取直球對決的方式，於發現屍體的5天後宣布結案並舉行新聞發布會，但宣布胡鑫宇因厭學而自殺。但這顯然是謊言。因為，警方通報屍體發現地點和發現人前後不一致、自縊使用的鞋帶長度與官方通報的樹幹高度不符、鞋帶無法承受死者從樹上跳下瞬時產生的重力、屍體穿著與胡鑫宇最後一次在監控裏出現時不符、以及屍檢報告裏存在的諸多不合邏輯之處，這些都是非常顯而易見的破綻。這是一個謊言，而且是一個非常拙劣的謊言，拙劣到令人不可思議：當局是腦子進水了嗎？以為這樣就能騙過輿論？

問題的答案可能很簡單：當局明知道自己撒謊，也明知道這樣的謊根本不會有人相信，但還是要撒謊，因為，撒謊已經成為一種體制內的一種慣性機制。不按照這個機制走，當局找不到別的更好的辦法了。這樣的撒謊，可以說是一種「強行撒謊」。

對於這種「強行撒謊」，有一句話可以說是最經典的描述。那就是在2011年發生的溫州的動車追尾事故。當時兩輛列車深夜在橋上相撞，車廂墜橋。次日清晨當局就停止了搜救工作，並開始掩埋車廂。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說，搶救地點是個泥潭，把車廂壓在下面蓋上土，主要是為了便於搶險。對於民眾和媒體的質疑，王勇平拋出了那句千古絕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對於任何想了解今天中共的治理問題的人，都應當對這句話反覆玩味，因為這簡單幾個字，不僅將當權者的傲慢與不屑一顧揮灑得淋漓盡致，而且隱隱可以察覺到當局內心的一種無奈。

對此可以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中共的治理水平極其低下，很多情況下根本沒有能力查出事實真相。在這種情況下，謊言就成了成本最低的「真相」。例如去年的鐵鏈女事件，中共在鐵鍊女的真實身份問題上始終支支吾吾，漏洞百出。我不認為這樣做是為了保全江蘇省某個官員，甚至也不是不想查出那個被拐賣的女子姓甚名誰，而是他根本就查不到。在廣闊的雲貴川地區，甚至沿海省份的鄉村地區，女孩子生下來就沒有戶口，很多女子一輩子都是無名無姓的隱形人。中共當然不能承認在共產黨的偉大領導下居然找不到一個女孩子的戶籍，因為一旦承認這個破綻，那麽更多的謊言也將隨之灰飛煙滅。第一個謊言一旦說出口，就必須一個接一個繼續編下去。到最後無法自圓其說的時候，就只能擺出一副傲慢與蠻橫的態度說：我反正信了。

從2022年諸多的社會事件的處理，到防疫政策上的劇烈變動，都可以看到，中共各級政府對於危機處理已經無法建立一套穩定的可以依賴的機制。這不僅是因為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和維穩成本的提高，原有機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是因為「二十大」後高度集權的政治格局進一步鞏固，使得各級政府靈活處理社會危機的空間越來越小。在這種情況下，「強行撒謊」就成了不得不為的治理機制。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樣的機制幾乎可以說是一種窮途末路的表現，它只能給中共的統治帶來更大的危機。因為謊言就是謊言，強行撒謊只能讓更多的人覺醒。「白紙革命」中00後世代的挺身而出，就是「強行撒謊」的副作用。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